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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 ——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思考 文章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俞可平 发布时间：13-12-09 12:51:56 6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 制度具有根本性，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相应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势必要求在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 “治理”是上个世纪末兴起的新政治概念，它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治理体制和治理行为主要体现国家的工具理性，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无论谁上台执政，都希望自己治下的国家有良好的治理。“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威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威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威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更进一步说，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到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其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者放在一起，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里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