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的美德.docVIP

 市民社会的美德 　　 爱德华·希尔斯 　　 李强 译 　　 　　孟德斯鸠以来的政论家都知道，特定的道德品质及信仰与特定的政治制度之间或许存在某种联系。然则，美德与共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尽管由孟德斯鸠思想的学生忠实记录下来，却一直未受重视。政治参与的素质、政治效能或无能的意识、某些个性特征（诸如可以被归纳为“威权主义个性”的特征）等都曾被民主的理论家们研究过。而美德或曰公共精神、市民风范却被忽视了。 　　我愿重提孟德斯鸠的论题。我希望探究美德、或者我所谓的市民风范在自由民主秩序——孟德斯鸠称之为共和形态的政府——中的地位。近来，“市民社会”的概念被相当宽泛地使用，甚至用来等同于“自由民主社会”。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其间的区别是重大的。一个秩序优良的自由民主制与一个无序的自由民主制的区别恰恰就在于市民风范上。 　　 　　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指的是社会中的一个部分，这部分社会具有自身的生命，与国家有明显区别，且大都具有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市民社会存在于家庭、家族与地域的界域之外，但并未达致国家。 　　市民社会的观念有三个主要要素。其一是由一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政治的自主性机构组成的、有别于家庭、家族、地域国家的一部分社会。其二，这一部分社会在它自身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特定关系以及一套独特的机构，得以保障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其三是一整套广泛传播的高尚的抑或文明的风尚。第一个要素被称为市民社会；有时，具有上述特殊品质的整个社会被称为市民社会。 　　就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而言，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那一部分社会是由一些既不由原始集体的规则指导，又不由国家直接指导的个人与集体行动构成的。这些行动有其自身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国家制定法律，从而设定了个人与集体行动的界限。但在这些界限内——在一个市民社会中，这些界限通常是宽松的——个人与集体的行动或者是自由选择的，或者是依据参与者之间的明确协定而采取的，或者是基于个人或集体利益的考量而作出的，或者是根据所构成集体的规则采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是与国家分离的。 　　但市民社会并非与国家完全分离。若完全分离，它便不可能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正如家庭尽管不同于且有别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但并未与它们完全分离一样。国家制定法律，规定了市民社会不同领域与部分自主的外在界域；市民社会也以此设定了国家行动的界限。市民社会与国家由宪法及传统结合在一起，宪法与传统强调彼此的义务以及一方相对另一方的权利。宪法、法律与传统亦规定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权利。 　　 　　市民社会概念的复兴 　　 　　“市民社会”的术语在近年来思想舞台的出现似乎颇显突兀。不过自古代以来，这一术语就以若干变异形式徘徊在关于社会讨论的边缘，有时更进入讨论的中心。它是古代法学的一个术语。它在中世纪政治哲学中间或出现，用以和教会机构相区别。在17世纪，它是自然状态的对立物，指人们生活在政府之下的一种比部落大且不同于部落的社会。当亚当·弗格森撰写《市民社会的历史》时，他指的是一种较少野蛮生活方式的社会，一种以艺术与文学陶冶精神的社会。市民社会被看作是一种城市生活与商业活动繁荣的社会。弗格森将以商业为目的的结社——这些协会并不是原始的结社——视为市民社会的特征。在18世纪通行的观点中，市民社会是多元主义的；至少，它是一个具有众多私人活动的社会，这些活动在家庭之外，且未被纳入国家之中。对市民社会模式最完整的描述是亚当·斯密，尽管斯密并未使用这一术语。市民社会的轮廓由于德国对“乡民”观念的浪漫催生而变得更为清晰。“乡民”被认为是完全与市场对立的。“乡民社会”是一个狭小的地域性社会，受传统与历史支配；它是在“身份”统制行动状态下存在的社会；个人没有任何基于自身特质与成就的地位。它是在基本上自我封闭的小共同体内农民与手工业者的社会。这些观点在当时得到详尽阐发，以便与地域广大的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理性思维以及商业活动相对比。费德南德·滕尼斯在1887年将这种对比概括为社群与社会的对比。 　　在19世纪，对市民社会的概念作出最详尽论述的是黑格尔的《法哲学》；黑格尔汲取了亚当·弗格森与亚当·斯密许多观点。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或者毋宁说是社会中的市民部分——既不同于家庭，也不同于国家。它是市场，是社会的商业部分，是使市场运作并保护其成员的必要机构。它有助于个人利益的实现，但同时又通过公司将个人组合为超个人的集体，这个集体既有个人自己的集体性自我意识，又将这些意识凝聚为更大的、单一的集体性自我意识，后者在国家得到充分实现。像近代所有其他“市民社会”的用法一样，黑格尔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