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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学环境和文学规范 第一节 50-70年代的文学环境 本期文学所受外来影响主要方面 其一是欧洲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近代文学，尤其是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其二是十月革命以后的前苏联文学和其他(主要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 在这些外来影响中，前苏联文学的影响又是举足轻重的；在50年代中前期，甚至是带根本性的。举凡前苏联文学的理论原则和作家作品，乃至方针政策和文学活动，在这期间都被及时地详尽地介绍进来，作为文学界直接学习和仿效的对象。本期许多文学理论方面的讨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活动(包括非文学的批判)，都是在前苏联文学界的直接影响下开展起来的。本期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青年作家的创作所受前苏联文学的影响，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有些青年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甚至直接就是在某位前苏联作家或某部前苏联文学作品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所有这些外来影响，对本期文学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但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开拓了本期文学的视野，保持了本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联系，而且也滋养了本期的作家，尤其是在理论和创作方面，确实收获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否认本期文学存在外来影响，是一种不尊重历史的表现；无视本期文学的外来影响的积极方面，同样是对历史的一种偏见。 二、对中外文化“遗产”、尤其是外国文学接受范围 以时间而言，对外国文学的有限度的肯定大体限在19世纪以前的文学；以创作方法而言，则“现实主义”是一个衡量的标尺；而这两个尺度大致又是重合的。对于20世纪外国现代文学，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只译介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或“进步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作品。 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所谓“现代主义”，和具有近似思想艺术倾向的作家作品(在50年代，中国理论家称之为“20世纪欧美资产阶级没落期的颓废文学各派别”)，以及苏联文学中离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路线的创作(叶赛宁、布尔加科夫、古米廖夫、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等)，被作为反动的或腐朽的思想　 在五六十年代，“值得”译介、阅读、借鉴的作家作品，又并不处于同一等级。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深刻揭示社会本质，和“指出理想的前景”，自然代表文学的最高发展阶段，而优于人类已有的一切文学创作。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中，巴尔扎克高于左拉，因为后者具有“自然主义”倾向，而这在揭示生活的“本质”上存在缺陷。对被认为是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高尔斯华绥、托马斯?曼的肯定，已包含更多的保留，原因是已出现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也已成为最先进的文学事实。艺术倾向而加以否定，他们的作品也没有得到翻译和介绍。 “等级”的划分不仅表现在作家上，而且也指向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和对作品所作的阐释。思想艺术上的“典型化”程度，对劳动者的同情程度，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揭发程度，是对待“古典作品”经常使用的标准。 第二节 作家的构成 中心作家作家的构成 一批“40年代作家”的“边缘化”， 来自解放区的作家 　二是，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新的文学规范的距离和冲突，或放弃继续写作的努力，或呼应“时代”的感召，以适应、追赶时势，企望跨上新的台阶。他们想通过学习、改造，通过熟悉“新生活”，来把握新的表现对象，掌握新的艺术方法，以创造“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冯至、艾青、田间、臧克家、夏衍、田汉、张天翼、周立波、沙汀、艾芜、卞之琳、骆宾基等，都曾在50年代前期，或整个“十七年”间，做过许多的努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与“文艺新方向”所规定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难以融合、协调的状态。既不能继续原来的创作路线，又难以写出充分的体现“新方向”的作品，从整体而言，这些作家中的许多人，其艺术生命，在进入50年代之后已经结束。 　三是，在50年代的政治、文学批判运动中受到攻击而罹难，而被拒斥于文学界之外。这些作家，主要有胡风、路翎、鲁藜、牛汉、绿原、吕荧、冯雪峰、艾青、丁玲、萧乾、萧军、吴祖光、李长之、穆旦、徐懋庸、施蛰存、傅雷等。 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包括进入解放区和在解放区成长的两部分）和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是这一时期作家的主要构成。当然不是这两个部分的所有成员都能进入这一“构成”。除自身的思想艺术素质等条件外，他们也经历以“新文艺方向”为标尺的“筛选”。艾青、丁玲、陈企霞、萧军、蔡其矫、秦兆阳、罗烽、钟惦棐等“解放区作家”，和王蒙、刘宾雁、公刘、邵燕祥、刘绍棠、高晓声、陆文夫等青年作家，就在50年代有关文学方向与文学规范的“大辩论”中，被拒之于文坛之外。文学被看作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他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