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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社会的民间习惯与纠纷解决.doc
乡土社会的民间习惯与纠纷解决——以帮工习惯为中心的考察本文发表于《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3期
王彬
(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以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法秩序分析乡土社会的帮工习惯,帮工习惯属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规范,是熟人社会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民间规则,具有分担民间社会风险的保障功能,主要依靠私人惩罚机制保障实施,背后体现了与国家法截然不同的乡土逻辑。在纠纷解决中,对于帮工习惯与国家法的冲突,应当善用调解等非诉讼解纷手段实现法秩序的沟通。
关键词:乡土社会、民间习惯、帮工、调解自从苏力出版其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以来,在中国掀起了强大的“法治本土化”思潮,西方中心主义的法治话语开始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和解构,作为挖掘法治本土资源的民间法研究也渐成蔚为大观之势,尤其是,谢晖先生主持的《民间法》年刊已经成为国内民间法研究强大的理论阵地。随着研究的深入,当下中国的习惯法、民间法研究也发生从价值呼唤向微观论证的转向,学者们开始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进行社会实证研究,对杂陈于乡土社会的各种民间惯例进行收集整理,并试图实现法治本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本文正是立足于对乡土社会帮工习惯的实证研究,分析民间惯例与国家法背后不同的实践逻辑,以揭示民间惯例对于纠纷解决的法治意义。
一、? ? 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在中国有关社会纠纷解决的研究中,一个明显的研究框架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模式。在西方的理论语境中,市民社会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和复杂的理论源流,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种流行的研究范式或研究路径预设着理论的繁荣,但是,理论语汇的纷繁与复杂则容易使这一理论陷入莫衷一是的危险境地。大概而言,市民社会特指与政治国家的私人利益关系的综合,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市场经济形态的社会理论总结。因此,市民社会理论的提出具有特定的理论语境和历史情境,以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路分析中国乡土社会的法治问题,往往会冒着理论错位的危险。正如杨念群所说,“现在国内学者在使用市民社会这一词语构建自己的社会理论框架时的一个危险倾向,就是把市民社会作了与西方的原初理论十分不同的理解以作为解送中国历史个案的变通途径,这就使他们的体系建构蕴藏着摧毁预设之理论合理性的危险,从而陷入自我颠覆的困境。”
市民社会理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的发展、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崛起以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理论总结,其理论精髓体现了个体权利对国家公权的对抗,以及市民社会对于保障私人利益和公民权利的功能意义。对于中国古典社会而言,中国所存在的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历史形态却不符合市民社会理论法治旨向的理论逻辑。古典中国国家与社会的二分则是与法典化的历史传统以及国家对社会生活干预的有限性紧密相关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以执行道德为目标的国家法规‘户婚田土钱债’一类事务为‘薄物细故’,从来不受重视。”[[2]]古代社会封建法典的稳定性使古典中国形成了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法律秩序的划分,对乡民生活其主要调整作用的是作为自发秩序的民间法。古典中国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划分并未体现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体权利与国家公权对抗的理论逻辑,而是体现了官方与民间、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区分。然而,随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作为后发型的法治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法律移植,在国家层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合法性重建,现代性的国家法体现出与古典法秩序的异质性,社会层面的法秩序作为法律的历史记忆存在具有稳定性,法律移植与法制现代化使国家与社会的法秩序出现了错位与对立。在中国乡土社会“日常生活所固有的逻辑,与体现于一种处处与个人为单位的现代法律中的逻辑,二者之间往往不相契合。”[[3]]在这个意义上,以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的民间法与纠纷解决问题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然而,西方现代化的理论作为立足于西方社会情境而抽象出来的理论逻辑,是对西方历史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理论裁剪,并以此上升为普世化的价值尺度,对世界范围内的治理形态和制度形态进行价值评价。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也成为从古到今、自西向东的线性发展过程,西方现代化理论也成为衡量东方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价值标尺。“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大多把现代早期以来的西方设想为单向整合于资本主义逻辑的社会,但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实际明显不符合这样的逻辑,而进入近现代,在西方帝国主义冲击之下,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由于现代西方的势力和理论一直主宰着全世界,中国主要使用西方理论来认识自己,结果把实际应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4]]因此,对于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中国问题的限度我们有必要保持充分的警惕。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又因为中国地域广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型造成了中国的城乡二元格局,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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