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国家FDI保护政策形成机制的政治经济学因素.docVIP

OECD国家FDI保护政策形成机制的政治经济学因素 　　一、 引言 　　当今全球 FDI 格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中国等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已经成为重要来源国， OECD 等传统 FDI 流出大国的地位在下降。 与此同时， 不断积累的 FDI限制措施及其持续上升的趋势， 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投资保护主义的风险。 美国等OECD 国家纷纷以保护 “国家利益”、 “基本安全利益” 为由， 对外国投资者实施更为严格的审查与监管措施， 从而在国家层面上阻止 FDI 的进入。 投资保护主义， 尤其是那些在执行现有法律或规定过程中的 “隐性” 投资保护， 已对全球 FDI 构成威胁。 要清晰揭示各国投资保护政策存在性与差异性的形成机理， 需要跳出传统贸易与投资理论的窠臼，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找到新的理论线索。 鉴此， 本文试图以 OECD 国家为对象， 阐释 FDI 保护政策形成机制的政治经济学因素， 并进行经验分析。 　　按照 Sauvant （2009） 的界定， 投资保护主义存在于两种情形： 其一是针对内向型 FDI （即 IFDI）， 东道国政府当局采取的预防或阻止国外直接投资者进入本国投资、 逗留的新措施； 其二是针对外向型 FDI （即 OFDI）， 投资国政府当局要求本国企业将国外资产和业务转移到本国或阻止某种类型的对外投资的相关措施。 本文研究主要针对前者， 即各国针对 IFDI 的限制与阻碍政策。 综观已有文献， 它们主要是从表现形式、 影响因素、 形成机制、 保护水平测度等方面， 阐释投资保护问题， 且大多属于传统贸易与投资理论框架下的研究。 　　投资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各异， 卢进勇和李锋 （2012） 分别从宏观 （国家）、 中观 （产业） 及微观 （企业） 三个层面对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做了较为全面的归纳， 并梳理总结出其主要特点， 即冠冕堂皇且立法正名、 概念模糊且主观性大、 泛政治化、显性手段不断加强、 隐性手段不断涌现。 多种形式的投资保护形成了 FDI 市场进入壁垒。 杨大楷等 （2002） 在分析了跨国投资壁垒与国内市场壁垒差别的基础上， 从市场要素、 企业行为、 政府行为方面入手， 研究了 FDI 进入壁垒的成因。 吴进红等（2003） 从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传统贸易保护的政策困境出发， 讨论了投资保护产生的客观基础， 即资本跨国流动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和外资与东道国目标的差距扩大迫使东道国逐步实行投资保护政策， 指出投资保护与贸易保护相反， 是一个从无到有、 从轻微到严重的过程。 　　另外一些研究则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揭示投资保护的成因。 詹政和王铁山（2008）、 Fagan （2010）、 张薇 （2011） 从法律框架、 审查机构、 审查对象、 审查门槛、 审查程序、 法律责任与救济等方面， 对 IFDI 的审查制度与监管体系进行了研究， 指出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所面临的法律和监管的风险， 取决于交易的形式和性质。 Chalamish （2009）、 Gilson （2008） 进一步分析了主权财富基金国际投资面临的审查程序， 及其遭受投资保护的主要原因， 如政府介入、 投资领域为战略性产业以及相关法律、 法规、 透明度的缺乏等。 另外， Wan （2009） 等还结合具体案例， 总结了企业海外投资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随着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不断完善与应用， 学者们开始尝试将FDI 政策制定的影响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 形成综合考虑 FDI 政策制定与决策的政治经济因素的 FDI 政策新分析框架。 Jensen （2003） 在控制了市场规模、 发展水平、 贸易水平等经济因素的条件下， 着重分析了民主政治制度对各国FDI 引进水平的影响。 Graham （2006） 发现， 在美国， 当国内企业或利益群体向国会申诉时， 相关监管机构对外资的审查程序会带有政治倾向， 政治家可能通过迎合特殊利益群体而从中受益。 Pinto （2006） 研究了东道国的政治条件， 特别是执政党的党派性及选举周期对不同行业 FDI 流入的影响。 Pandya （2008） 则构建了一个FDI 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针对 FDI 动机， 预测了影响 FDI 限制性措施的收入分配与政治家鼓动因素。 国内学者翟东升等 （2009） 借助 Putnam （1998） 的双层博弈框架分析了美国投资保护主义的体系根源， 认为美国的 “世界警察” 角色和 “世界银行家” 角色之间的矛盾， 导致在其国内出现不同利益集团、 政府部门和思想流派围绕开放———保护问题的激烈争论， 并以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 （CFIUS） 历次改革为案例研究了美国投资保护主义的发酵机制。 龙云安 （2013） 揭示了双边或多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