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来华传教士正名.docVIP

作者：钱文军?? 原标题：儒教、鸦片、传教士、义和团（初稿）读过诸多关于义和团的书籍与探讨文字之后，脑子里浮现两个问题：第一，号称爱国主义民族英雄的义和团好汉们，他们既没有把外国侵略军当作主要敌人，也没有收复哪块租借地。其主要攻击对象是全无武装的中国教民、教堂、传教士。直至获得慈禧太后全力支持，在满清最精锐的部队配合下，也只是放火烧西药店、国家图书馆还殃及大半个北京城，若不是风头忽转，紫禁城也被爱国之火荡平了。仅对国家图书馆这把火，烧掉的就远比圆明园惨重得多。那么，传教士与教民究竟惹着义和拳什么了？第二，一切关于义和团的研究，都没有涉及鸦片；而所有关于鸦片的研究，也没有涉及义和团。那么，是否义和团时期中国已经没有鸦片了？然而，这三者同时、同处，毫无牵连显然是不可能的。本文姑且算是抛一块板砖，但愿引得出真玉来。现在的新儒家们正努力地使人们承认他们信奉的学说是一种宗教，而且要跻身世界三大宗教的行列成为世界四大宗教。不过这种努力基本徒劳。因为儒教并没有那三大宗教都具备的自主原则，儒教的惟一原则就是愚忠，说得难听一些，儒教只是奴才的宗教，皇权的奴才而不是神的信徒。在三大宗教的领域，所有的王权都期盼着教宗加冕或认可，从而确立王权的合法，就连狂傲的拿破仑大皇帝也不例外；儒教的教宗正相反，他眼巴巴地期盼每一个新皇上敕封，以免遭灭顶之灾。一句话，儒教精神贵在失去自我，它的最低纲领是当奴才，它的最高纲领是当好奴才。当年，当利马窦向明王朝那些儒学大师们描述：教宗的尊严比天主教国家所有的国王都要高的时候，他们几乎被吓得半死，唯恐皇上发怒，焚书坑儒的恶梦又要变成现实。其实自打秦始皇开始，焚书坑儒的事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汉武帝只不过变换了手法，独尊儒术本身就已经把儒视作一种术，跟街头的补锅术并无多大区别，他需要这种儒术麻木奴隶们的头脑而已。区别仅仅在于：秦始皇整批地坑掉所有的儒演变成后世各皇有选择地每次只坑掉某一些儒，恰如同屠夫依据市场需求选某几头猪来杀一样。那些还没被杀掉的猪于是山呼万岁，除了赶紧编造许多理由论述那些被杀掉的猪该杀之外，还得表白自己随时愿意被杀，是为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更可鄙的是，儒师们世代相传地不断丰富杀猪有理的学问，以备皇上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来杀别人或者杀自己。经过两千多年的积累，乃至于如果要寻找世上最卑鄙无耻的说道，根本无须移步他就，只管到儒家智囊库里寻就是了。宗教是西方文化现象，从世俗生活游离出来的精神状态，有这种状态作为世俗生活的寄托与没有这种寄托，对于世俗生活的质量而言，差别是不言而喻的。基督教无疑是最合理的精神状态，无论它曾有多少瑕疵，总之它能不断地调整，使自身不断地弃恶扬善，也帮助世俗生活弃恶扬善。儒学则不然，它如同一堆腐肉，除了供专制蛆虫壮大身躯之外再无他用。皇权至上就是儒学的信条，因此，当基督教来到中国，除了必然遭遇皇权限制之外，还必然会遭到儒学的限制。公元780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记录了唐太宗欢迎这个波斯传入的基督教之聂斯托里派，它对于融合边疆少数民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德宗，六代皇帝之善待，使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唐代国域划分十道）。武宗即位，儒学使之明白皇权所受到的威胁，遂毁佛禁景，只用儒学这个真奴才。程朱理学完成了儒学最后的僵化，除了腐败它再也玩不出什么新意思了，即使遭受武器的批判，儒学之蛆也只会在茧壳里蠕动。这才有没什么文化的成吉思汗的征服。元代给了基督教以新机会，忽必烈规定的八妓九儒十丐曾经使中华民族获得一次转机，然而，很快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大明朝把中国拖入深渊，当世界转向光明，中国却折回黑暗，儒学功不可没。黄仁宇评价说：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起事时打着明教旗号，国号亦依教名而号，实则赖以行政者依旧儒学而已。其登基后昭告天下：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夷伦，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方安。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的儒学精神宣言，它注定滋生腐败，儒学支撑的历朝历代，无一能躲过腐败这一劫。只是当它腐烂，开始出现漏洞的时候，罗明坚、利马窦、熊三拔等传教士才得以渗入中国，尽管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天文、数学、地理知识，直至今日，那些腐儒们还喋喋不休称传教士们为了征服与掠夺，采取的欺骗与利诱的办法，以掩饰儒学当年把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沉入粪坑底下的罪孽。中华文化，惟有彻底剜却儒学腐肉，才会有为人类作贡献的价值，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让他儿子不要读中国书的道理。鸦片战争以前，基督教在华发展史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