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村“三大纠纷”的起因、难点和对策.docVIP

浅析农村“三大纠纷”的起因、难点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效益明显增加、水资源日益匮乏，广西的农村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三大纠纷”）呈明显上升趋势。农村“三大纠纷”的增多，已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安全，冲击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因此及时、妥善调解处理（以下简称调处）农村“三大纠纷”，排查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应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侧重点。为此，笔者剖析了农村“三大纠纷”的起因，总结调处存在的困难，并提出一些化解的对策。 一、引发农村“三大纠纷”的原因 （一）土地政策的混乱和多变是纠纷产生的历史性原因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政策一直处于混乱和多变状态，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四固定、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林业三定等四次大调整。在此过程中，遗留了大量历史问题没有解决，是造成“三大纠纷”发生的历史性原因，也是根本性原因。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历次土地调整的对象基本上是少量有较高使用价值的农用地（水田、旱地、林地）和宅基地，留下大量的闲置土地（如荒山、荒地）没有调整分配或分配不清，实行“谁先占、谁拥有”的先占制度，造成“无主地”纠纷；（2）在合作化、“农业学大寨”期间，农村集体组织的土地界限被打乱，土地权属被混乱；（3）1962年四固定时期，由于当时地籍管理和测量技术的落后，一般由经办人以手指界，面积不准，界址不清，导致相邻间的界址纠纷；（4）八十年代“林业三定”时，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许多地方工作不细致不到位，甚至未完成就收兵，出现不少重发、漏发、错发、不发的现象，也引发了大量的纠纷；（5）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乡、村、生产队的合并、分立，土地权属随之变动，引起了土地所有权争议。 （二）农村土地效益的提升是纠纷增多的现实性原因 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了强农惠农政策，加大了对农村农业的投入，农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农村土地的收益增加明显，土地利用价值明显提高。同时，我区本来就人多地少，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使得土地矛盾日益突出。土地效益的地提升，不仅使以前被掩盖、被搁置的矛盾纠纷纷纷重新露头；而且大家对大量以前被闲置的土地权属也纷纷主张，而这些土地由于本来就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土地界限，争议不断。土地效益的提升，使得新老矛盾交织在一起，不可避免的引发出大量的“三大纠纷”。 （三）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是纠纷产生的思想性原因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随着农村土地效益不断提升，激发了农民占有更多土地的欲望。一些村民为了利益驱动，不惜无中生有、编造证据，甚至无理取闹，发动起“三大纠纷”。有的群众纠纷产生后，由于得不到政府的及时调处或调处达不到自己愿望便不断上访，或破坏生产，你种我拔，互相挖墙基、水利、路面，甚至组织集体械斗，不断激化矛盾，引发新的大的矛盾纠纷。 二、“三大纠纷”的调处难点 （一）调查取证难 “三大纠纷”大多是历史遗留问题，由于时间久远，无论政府还是农民持有的土地权证、登记册等书面材料大多已散落丢失，能保存至今的已少之又少，难以做到“以书为证”。囿于当时地籍管理和测量技术的落后，历次土地调整大多遵循习惯的经营范围和当地习俗，以山岭、分水领、山沟、山坡或小路、大树、某块田地等自然参照物为界址，手指为界，由于时间等因素，这些参照物自然灭失、被毁，或因地名变化，原来的经办人多数去世，或证人不愿作证，给调处确定四至范围造成极大的困难。土地政策的混乱和多变既是纠纷产生的历史性、根本性原因，也造成调处工作的最大难点。 （二）思想工作难 “三大纠纷”大多又发生在集体与集体之间，双方参与的人数众多，具有群体性的特点。由于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纠纷产生后思想比较偏激，被调处人员苦口婆心说服后，矛盾有所缓和时，又受他人鼓吹反悔，导致调解不下。多数群众抱着“大闹大得，小闹小得，不闹不得”和“法不责众”的偏激思想跟着闹纠纷，极易造成群体性事件。调处人员面对的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群当事人，说服教育的工作量和困难系数增加很大。 （三）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 现代农村处于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农民对乡村干部的依赖性日益减少，农村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群众平时很少接触到基层组织，只有发生纠纷的时候才找村委、乡镇政府解决。由于部分乡村干部廉洁自律不够，威望不高，在群众中没有公信力、说服力、影响力，加之不熟悉调解业务，凭经验处理纠纷，结果自然不能让群众心服口服。有的乡村干部政治觉悟不高，不仅不能及时化解已经发生的矛盾纠纷，反而基于利益诱因做纠纷的组织者和幕后支持者。反之，近年来农村的黑恶势力、宗族势力却有所抬头，欺行乡里，群众迫于淫威，不得不听他们的话，与基层组织公然对抗。 三、化解农村“三大纠纷”的对策 （一）创新农村基层调处工作机制。 调处农村“三大纠纷”，重心在基层，重点是调解，一定要把纠纷化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