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毕业论文的写法及样本.docVIP

　论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经成为我国走向新世纪的时代口号和社会目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不仅要借鉴国外法律文化中的精华，也要批判地继承国内的法律历史遗产。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中，儒家法律思想居于主流地位，为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现代法治和德治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现代法制的建设，影响更是不容忽视。儒家用“德治”力图实现道德的一统，用儒家经义来阐释和制定法律原则，使得儒家思想等同甚至是凌驾于法律之上。“重德轻刑”的正统法律思想在古代社会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宗法社会结构和专治统治下，道德的一统天下和法律长期居于辅助地位却不能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即使如此，以辩证的观点来看，作为中华法系主体的儒家法律思想，仍包含有许多积极、合理的因素，可为建设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法制服务。 　　 　　一、儒家法律思想的局限 　　 1、礼、法、仁的矛盾 　　礼和仁是儒家学说中的两个基本范畴。礼是社会规范，仁是众德之总。它们作为儒家法律思想的两块基石，与法既相并存，同时又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具体而言，礼是差别性规则，而法是同一性规则。二者本来格格不入，但在传统社会中却和谐地并列着。《中庸》中说：“亲亲之杀，尊尊之等，礼所生也。盖儒家之论差等，一曰亲疏之别，一日贵贱之差，凡名物制度咸因此而生差别，是儒家以礼为法也。”孔子认为“仁者，爱人”，仁是讲人的全体的，所有异于禽兽者不分阶级、种族、贵贱、君子、小人，都是“人”。中国文化是把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人格自然平等，但是礼与仁的结合，败坏了仁。“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使平等几乎殆尽，也使法的普遍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从谈起。 　　2．人情的泛滥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礼治、德治，使法律充满了人情味，却失去了应有的威信。自孔子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说以来，儒家法律思想就蕴藏着私情与国法的冲突。人情就像腐蚀剂，大大败坏了法。在人情的掩护下，官官相护，任人唯亲，将家族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有法不依，成为情有可原之举，法律在“人情网”中被扭曲了。 　　3．群体取向的负效应 　　儒家法律思想将和谐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一方面，强调维护群体的秩序与和谐，和谐被视为不易真理。但是，一味求和往往促成表面和谐，一旦积压的怨怒爆发，后果更无法收拾。另一方面，以群体的秩序为重，往往使弱者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因为群体秩序常常掌握在强者手中，强者容易假群体和谐之名压制与其发生争执的弱者，并无所谓客观的公共权力介入，法律威信难以确立，这也是民众厌讼的根源之一。 　　4．自由裁量的滥用 　　中国古代受《春秋》断狱影响，司法、行政合一，司法判决常取决于儒家法律思想。传统法律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思想，儒家伦理作为最高原则，与法律无异，“尊德礼而卑刑罚”，这种审判上的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极大。 　　 　　、儒家法律思想的合理内核 　　 　　1．宽民惠民的重民思想 　　儒家主张“为政以德”的德治，“德”指的是“德政”或“仁政”，含有宽惠爱民之意，强调了“顺民”、“利民”的要求，是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儒家之所以具有重民思想，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儒家比较重视民心的向背，把民心的向背看成是“得天下”或“失天下”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在于已认识到民众是统治者的财用之源，“无野人，莫养君子”。基于这样的认识，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说；荀子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民为本”，儒家法律思想这一精髓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所谓依法治国，就是要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立法必须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对于稳定民心，兴邦治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2.注重教化的教育预防思想 　　儒家把对民进行道德教育称为“教化”，通过教育，化外在的“他律”为内在之“自律”，是儒家德治内容的重要方面。孔子一生都十分重视道德教化，指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当然，儒家道德教化的主要内容不外是封建的礼教或德教，这些内容只要我们根据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的实践，赋予新的意义，加强对人民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道德水准，稳定社会秩序，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礼法互补，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的思想 　　儒家虽然重视德治和道德教化的作用，但从不否定法与刑的必要性。如孔子在强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同时，仍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并提倡君子既要“怀德”，又要“怀刑”。怀是注重之意，可见他视德与刑为政治的两手，二者都要注重。儒家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的主张，实际上揭示了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