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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决权与宪政理论　　四 有关对内自决权的宪政设计 　　既然人民自决原则的重心正在转向对内自决权，也就是说从国际法转向国内法并且开始与宪政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专门分析一下对内自决权的内容和意义。 　　关于对内自决权的具体内容还有争议。有人甚至认为这一概念只适用于文明化的、民主的、产业发达的国家，与对外自决权只适用于殖民统治社会形成对照[17].但一般而言，对内自决权的和平行使方式主要应包括以下三种∶(1)在具备制度性条件的前提下，通过选举改变政策、政府乃至政治体制，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以及各种自由的需求;(2)通过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实现广泛的自治，以达到自决权的最低目标-不受他者支配;(3)在对内自决的前景不看好的情况下，通过与中央政府的协商以及其他压力活动就分离独立达成合意，或者反过来以对外自决为杠杆推动对内自决的进展。 　　中国历来强调以自治的方式来行使对内自决权。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从1952年《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到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都贯穿了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平等和团结的精神。除在政治制度上不容许自由选择之外，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都享有广泛的决定权[18].在港澳台问题上，从1979年起采取“一国两制”方式收回被割让和租借的领土、争取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也是要通过自治和共存的制度安排来回应少数者的利益诉求。然而，由于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式的广泛自治似乎还没有为国家统一大业以及对内自决权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这种背景之下，有些学者提出了通过联邦制来推动宪政和民主化的思路[19].与此相关的还有借助“制度化分权”以及“地方民主”进行操作的政治改革方案[20].但是，仔细分析联邦制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前提条件就会发现，至少在现阶段，中国是不宜导入联邦制的。只有在民族、族群之间的关系、政治精英集团之间的关系比较安定的条件下联邦制才能有效发挥其调动地方积极性的作用，而不能反过来指望联邦制来解决民族、族群、政治集团之间的纠纷，更何况政治原理上的根本对立。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比如美国的联邦制非常成功，但在两种迥异的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的冲突之下，也不免有南北战争那场浩劫[21].旧南斯拉夫早就采取了联邦制，但并未能防止民族问题引起国家分裂[22].即使像加拿大那样周边很安全的联邦国家，也难以阻挡魁北克州的独立企图[23]. 　　可想而知，在中国民主化的初期，大多数政治人物还不能充分掌握妥协的艺术，也缺乏理性的政策竞争所要求的手段和经验，往往倾向于采取投机主义态度来打“族群牌”，以激进的本土化主张来迎合群众、以煽情的修辞技巧来争取选票。再加上周边国际关系又十分复杂，不乏暗盘交易的市场。于是，政治陷入混乱的概率会大大提高，订立完善的联邦契约的可能性更会大大削弱，对于通过区域性公民投票实现分裂那样的离心倾向的理性阻力也会大大减少[24].即使在表决中未必占优势的少数民族或族群也很容易受到来自对外自决权的诱惑、铤而走险。从此国内局势以及周边环境将会变得非常不安宁，在这种状况下，即使本来有机会实现的对内自决权也有理由被搁置起来，出现事与愿违的结局。 　　除民族区域自治、“一国两制”以及联邦制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行使对内自决权的补充性方式或者更好的方式?从英国处理北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实践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非常有趣的趋势，自决权诉求的焦点可以从“存异 并立”式的自治转移到“求同 分享”式的共治，争持不下的双方最终统一到某种互相理解和各自接受的制度之下。本来处理种族纠纷和文化冲突的通行做法是隔离-以便实现“井水不犯河水”那样的相安无事，但隔离其实也未必能真正解决问题。使北爱尔兰在1998年终于接受和平协议的创造性方案的构想则有所不同，其宗旨是“从社会的争夺到社会的共有”、从分离到合作，主要内容是通过“同意的原则(consent principle)”、“社群交叉共识(cross-community consensus)”、对少数派权利的保护措施(safeguards)等制度安排来促成不同族群在对等的条件下共同参与决策，从而实现“分享权力(power-sharing)”的目标[25].这种从分离到共有的解决方案虽然也不是没有缺陷，但的确取得了显著成就，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 　　实际上，英国处理北爱尔兰的独立与自治问题的方案也再次证明了关于组织化社会中存在着退出(exit)和抗议(voice)之间正负相关的逻辑结构-即∶抗议的作用随着退出机会的减少而增大，而退出的机会能够增强抗议的效果-的赫施曼(Albert Hirschman)命题的普遍性[26].换言之，虽然对内自决权的享有不一定就能充分阻止对外自决权的主张，但为了避免分离则必须加强对内自决权的制度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