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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中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影响 摘要：证据乃诉讼的灵魂，一国证据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到该国诉讼制度的文明和理性程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原产于美国，其确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距今约百年时间。美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的根据是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即《权利法案》。但《权利法案》在1791年通过之后的一百年间，人们并没有把法案中规定的人权以及违反这些权利收集证据的现象与证据的可采性联系起来，更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直到《权利法案》通过百年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根据《权利法案》的有关条款以判例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特别是国家机关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予以剥夺和限制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规定定罪处罚” 同时 “两高”的司法解释初步规范了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从上述条文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非法证据的效力规定十分简单,刑事法律中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建立,没有理性地体现刑事诉讼的特定原则或精神,且排除的证据范围非常局限,仅限于言词证据,远远不能适应刑事司法的实际需要。?（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在我国顺利推行，有赖于司法独立的实现，有赖于审前程序的重构，有赖于一系列配套制度的建设，这本身就是一个浩大的法律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假以时日。 三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一)完善立法机制，明确程序法定原则。在我国，长期以来却一直存在着一种违背程序法定原则的突出现象。即国家一方面通过立法机关制定了法律，另一方面又允许国家司法机关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一些涉及司法机关自身职权配置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重大事项直接作出规定，从而造成法外立法、法外执法现象的出现。程序法定原则有利于塑成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制衡机制，也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配套原则。 (二)设立庭前证据审查制度。由预审法官对证据进行审查，排除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非法证据，避免对庭审法官产生不良影响。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但司法实践中证人的出庭作证率是相当低的，法院一般只能采用书面证言来认定案件事实。这实际上是一种书面审形式，与现代法治通过采用直接言词原则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进而作出正确判决的要求是极相称的，严重影响了审判的公正性。不仅如此，证人不出庭作证所导致的不能对言辞证据进行当面质证，也间接地影响了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五)完善对非法取证主体的惩戒制度。将司法人员的自身利益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相联系，促使其依法取证。我国仅仅针对非法取证已经构成犯罪的，实践中还有很多非法取证段有构成犯罪的行为，对这些也应该有相应配套的惩戒制度，追究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等。沈德永宋随军刑事诉讼制度与理论－刑事诉讼证据》，人民法院出版社王京建：《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江南社会学院学报》①沈德永宋随军刑事诉讼制度与理论－刑事诉讼证据》，人民法院出版社。 ②王京建：《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江南社会学院学报》③宋英辉:《论非法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中国法学》。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