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终极关怀”.docVIP

哲学的“终极关怀” 陈伯海 2012年06月12日08:43???来源：光明日报 哲学的“终极关怀”--中国共产党新闻 　　人作为有灵性的生物，对其生存意义之究竟不能不有所关顾，即通常所谓的“终极关怀”。而当终极关怀以终极思考的方式展示出来时，我们就有了哲学。哲学思考要穷源尽委，往往以追索终极真理为目标，终极真理不可能存在，思考的目标实难达到，但充当思考动力的终极关怀却源源不绝地在发动着。一方不停地推进，一方又始终落实不到目标，于是哲学永远行进在途中，这也便是很多人之所以迷恋上哲学思考的缘由。　　说哲学“永远在途中”，并不意味着它停滞不前。恰恰相反，它经常呈现为不断前进、变化的运动过程，具体表现形式便是哲学史上反复出现的提出问题与解答问题的努力。严肃而深思的哲学家们每提出一个新问题，往往就能打开一片耐人探究的新领域，而为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各种尝试，亦为充实与丰富这方面领域的探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哲学便是这样不断地更新和拓展着自己的思维空间，并藉以促成人类思考方式愈益向前发展。相比之下，我个人似更倾向于提出问题的重要价值，我认为其对于思考方式的更新具有决定性作用，至于为解答问题所展开的种种努力，尽管也有助于促进人们的思考，尚非关键所在，因为各个领域的问题都必然要关联到哲学本原问题，而说到底，“本原”是不可能予以彻底“解决”的（那样必然会陷入对“终极真理”的迷误），一切为解答问题所作的努力，再好也只能达到在这个领域内穷尽其可解数的程度，且最终会证明这个领域和这条思路自身仍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从而提示人们必须转换思路，以寻觅新的问题切入点和新的思考方式。　　这样一种由提出问题与解答问题交相更替轮回而构成的运动轨迹，已为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所证实。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史的关注重心，有一个由本体论转为认识论以至语言论与生存论的演进过程。两千多年前，在哲学的故乡——古希腊，哲思的发端以直接追问什么是世界（存在）的本原为标志，这个习惯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一代又一代的哲人为之绞尽脑汁，给出众多不同的答案，而终不免陷于“独断”。近世以来，随着工业文明和实证科学的兴起，人们意识到需要将思辨建立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之上，遂转而探讨人自身的认识能力，试图弄明白人能不能认识或怎样才能认识世界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认识论转向”。“认识论转向”为哲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活动新天地，致使客体与主体、思维与存在、感性与理性、经验与超验之类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填满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各种唯物论与唯心论、经验论与先验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思想体系亦同时并出而相互争鸣，但究其竟，终未能真正揭示人的意识活动的奥秘，更不用说通过认识能力的考察来追溯存在的本原了。　　19、20世纪之交诞生的西方现代哲学，以两种新的提问方式开启其行程，那便是时下为人津津乐道的“语言学转向”和“生存论转向”，这两个“转向”在晚近有合流的趋势，而初起时显然是分头并驰的。“语言学转向”明显地延续着前一阶段“认识论转向”的航道，以规范和界定人自身的能力为标的。人们设想：思维和语言是一体的，既然人的思维活动比较玄虚，不易揭示分明，何不从具有明白形态的语言入手来界定思维的逻辑结构，进而测量思维（即认识能力）所可能达到的范围与限度呢？因此，如果说“认识论转向”的用意在于通过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以寻求把握“存在”的渠道，那么，“语言学转向”的目标则是要通过规范人的语言能力以界定思维活动的限界，更进以界定“存在”所可能为人开示的限界了。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凡是可说的东西，都可以被清楚地说”，“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沉默”，恰恰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基本的准则，其被奉为现代语言哲学的圭臬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事物之间的联系并不如此简单。经过一个世纪来的反复辩难，我们已经知道，对于“可说”的对象，未必皆能说得那么清楚，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也自有别样的表述方法让其得以呈现。这表明，人与其所处世界之间的关联是异常复杂而深刻的，单从语言能力甚至思维能力来界定这种关联，远不足以充分显示其内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还须另觅其他途径。　　跟“语言学转向”同时并起的“生存论转向”，其始作俑者或可上溯至19世纪中叶的德国哲学家克尔凯戈尔与叔本华，而后经尼采、柏格森诸人的意志哲学、生命哲学予以发扬，以迄20世纪中叶的存在主义思潮而蔚为大宗。这派哲学家的思路迥乎不同于认识论和语言学的路子，总的说来，它并不企图由检讨人的思维或语言能力来测度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却干脆将世界本原（“物自体”）的问题放逐到视线之外，于是哲学便成了单纯的人生意义的设定，其以“生存论”命名盖缘于此。前曾述及，哲学思考实起于人的终极关怀，其中自应包含每个人对其生存意义的设定，就这个角度而言，“生存论转向”乃是归返到哲思的初衷上来，其具有合理性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