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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大陆文学创作的影响 吴家荣 安徽大学文学院 上世纪九+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逐渐蔚为壮观。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米》 (苏童)；《迷舟》、《敌人》(格非)；《鲜血梅花》、《活着》(余华)；《家族》(张炜)；《宋 朝故事》(须蓝)；《温故一九四二》(刘震云)；《尘埃落定》(阿束)；《夜泊秦淮河系列》 (叶兆言)；《白鹿原》(陈忠实)等，繁花似锦，成了当时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究其原因，不排斥与西方新历史主义文论的汹汹入境而给小说创作以理论上的支撑 大有关联。 八十年代，当丹纳、左拉的历史机械论，强调历史对人的绝对掌控而陷入历史决定 论，日益为人诟病；当结构主义、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完全摒弃社会历史对人的 制约而难以让文学介入社会生活，使文学几成空中楼阁时，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 史主义文论给人耳目一新的惊喜。新历史主义一方面将人物置于历史环境的影响之中， 一方面张扬人物主体对历史的协调功能。它在否定社会历史无关论的同时，更否定历史 决定论与历史模式说，而呈现出后现代文化色彩。它认为将历史的碎片联缀成历史的正 是芸芸大众而非政治精英。“历史”经过解构的洗礼，它的必然性、本质性受到质疑。 教科书言说的历史被看作完全是人为的虚构，历史所影响的主体也仅是一种语言的表 征。真正的历史是环境与人物互动的产物，它没有先入为主的外在规律。由是，以格林 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思潮大受欢迎、不径而走，迅速风糜世界。它使小说文本的 历史叙事再一次受到关注，但又与传统的历史主义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它否决了历史决 定论，而将历史还原于现象的集合体，在一联串的偶然事件中，让人的主体选择构成了 个人的历史，也影响到社会历史的进程。 显然，西方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新历史主义思潮无疑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在解 构主义者那里，原先的权威思想、公认的真理，无一不受到质疑。关于历史的命题也是 一样。历史究竟是客观存在还是主体的虚构?历史不可抗拒的规律到底有没有?是什 么?由是，历史的本原性、决定性被消解了，特别是解构主义大师福柯，更是不遗余力 地拆解着传统的历史观。他认为纯粹意义上的历史被认作是一个自成系统、稳步增长、 不受人的主观意志决定、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是极其荒谬的，它明显地带有先验的或 超验的色彩。他强调历史具有“断层”、“差异”的性质。历史是断断续续存在的话语 150 区域，而由话语区域形成的知识，包括历史，不过是“权力”运作的结果。重视历史 必然性还不如重视对形成历史的原因，诸如性、疯癫、犯罪等现象的认识。他公然宣称： “一部性经验的变迁史即一部复杂而微妙的权力运作史”， 由此，福柯把历史归结为权 力关系的体现，因而更看重历史的当下性。正是当下的权力将“断层与“差异，甚 至“分裂”与“隔离”的历史现象连接起柬。比福柯稍晚的格林布拉特则将新历史主 义具体运用到文学批评上，而成为新历史主义文论的代表性人物。 格林布拉特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他主张文学研究应将作者、作品与社会 环境三者结合起柬。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一书中，生动地揭示了知识分子 与权力的微妙关系。他认为作家的身份是“自我塑造”与“被文化制度所塑造共同 作用的结果，作家的创作过程就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作家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心 灵的激动”， 造成一定的“社会能量， 因而文学离不开生活，但同时文学创作也监非 仅仅就是“社会能量的简单渲泄，而是经过作家对各种社会能量协调，以此参与社会 实践，监最终对社会产生动力功能。这种协调的结果或是“颠复， 即颠复统治者权威； 或是“抑制”，即抑制被统治者的反抗。造就构成了作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所以， 格林布拉特否定文学创作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的模仿，认为它同时也是对文化制度的建 构。当然，新历史主义者重祝历史对人包括对作家的制约，不是重申阶级斗争的宏大叙 事，而是更重视偶发事件，尤其是罪犯、疯子、性经验和话语、集市、游戏对人的行为 影响造成的历史反响。 由此，我们可以兄出，新历史主义与传统历史主义的一致性，它们都强调人物主体 同社会历史的联系，都承认历史条件对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 己创造自已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也创造，蓝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束的条件下创造”。它们也都承认人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