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院制度改革之我思.docVIP

中国法院制度改革之我思 引子： 美国政治学家安德森说：“法院已经闯入了许多社会和政治活动领域。” 瑞典学者英戴尔指出：“欧洲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政治现象，那就是政治生活的司法化，决策和政治责任从国会向司法机构转移。” 在当今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法院制度改革无疑是焦点所在。对此，专家各抒已见，然而一切改革朝向实现法院制度现代化是大家都认可的目标。 现代性法院的架构 讨论法院的现代化改革，不得不提及现代型法院建立所依赖的政治理念。三分法政体是现代宪政的基本内核，而司法是三分政体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传统的社会中，主要的政治理念是绝对论。持绝对论的理论家们认为，必须有一个单一的、无所不能的权力来源。国家权力的整体性、不可分性构成传统政治运用者与推进者的牢固观念。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曾作过大力论证，所谓：“统治者率领法院的职能。” 而现代社会塑造政治制度包括法院制度的基本理念不同于传统社会，政府职能根据性质不同划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种。众所周知，孟德斯鸠对此的贡献可谓是决定性的，正是他首次将管理者惩罚犯罪或解决个人纠纷的权力，称为“裁判权”，并将之与立法、行政机关并称。国家职能三分论是基于权力分立学说的。权力分立学说的的基本出发点是建立和维护政治自由，防止政府侵蚀个人自由。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三分式理论中，将司法职能与司法部门提升是可与行政立法职能和部门相分离，至少可以与行政并驾齐驱，且有限抗衡了立法。 根据法院的现行运作实践与理性分析，法院制度的现代性构架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分化 一是工作目标的专一性，即法院是制度创设者以解决纠纷为直接目的而设立的或 承认的专门机构；二是对纠纷解决具有独占性，即法院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要在国家系统内获得对纠纷进行处理的“专利权”，“无法院，无审判”已成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司法理念之一；三是机构设置的系统性，即现代法院应当是一个等级分化严密，以司法方式主要是审级关系为纽带互相勾联并进行上对下监督的整体系统，这一系统如同其他国家机构系统一样，构成现代社会常设性甚至永久性的机构；四是人员的分离性，即从事审判工作人员应与从事其他国家、社会职能的人员在组织上相分离，国家机器中有一群专司审判并据以形成职业共同体的技术官僚审判上的独立，即法官在执行审判职务时，除受事实与法律的约束外，不允许任外来干涉是审判独立的配套保障。审判上的独立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加以保障，包括法院对司法资源占有的充分性和自主性等确保组织独立的内容，也包括法官的不可撤换性等保证法官个体独立的内容。一方面，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观念是视法律为社会控制之主要方式，以法律规制社会交往与国家管理，倡导并推行“法律社会”。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普遍认同不同国家职能相互分工并彼此制约的观念，依法审判如同依法行政、依宪立法一样，是约束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方式。若非如此，必然会出现孟德斯鸠所指出的那种情况：司法权与立法权合而为一，导致法官成为立法者，公民的生命与自由将因权力的专断施行而严重受害。如果将审判权的行使视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则作为这一实践活动的主体——法官必备的专业资质与能力不能不被视为现代型法院的重要特征。当然，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反对对域外法律制度的有限移植和 “政府推进型”法治变革方略。我们认为,对域外法律制度的选择和移植是重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看清: 域外的现代法院制度因国家不同而各有其特色,各种法院的制度构造利弊互见,且自有一套功能要件相配合,这些都说明我们要本着审慎和务实的态度来学习域外,才会有所收获,因为“法制西化过程中的拟似现象和空转现象说明,制度改革得以成功的前提是尽可能填补理想与现实条件之间的沟壑。”此外,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呈现出不同于域外的特色,当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尽管不完全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进的改革,所以中国的法治建设亦应该有不同于域外的进路,所以承认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是有现实意义的。采取一种与渐进型转型相区别的“政府推进型” 法院制度现代化模式并非亳无合理性。只是我们以前多少有些过份地强调了这种改革路径;在度的把握上失衡。在未来的中国法院现代化建设中,强调以渐进型、内生式的改革思路对外发性、激进式作法作出限定,恐怕是较为重要的。　 国法院独立性存在的问题是:长期否认法官有独立于内的权力,认为法院独立只是整体对外独立,长期以来法院内设的党组、审委会、院庭长都以不同形式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目前,审委会定案制度成为法院内部干预具体案件的主要形式,而院庭长还通过分案、文书签发等形式对法院审判给予影响。显然,从保障司法独立的角度,从保障现代审判制度顺畅运作的角度出发,都有必要加强内部独立,赋予合议庭以独立审判权力法院的人事权,财政权都受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的控制。大至整个法院运作经费、福利、工资待遇,小至法官的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