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引诗辩疑.doc

史记》引《诗》辨疑 赵宏艳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内容提要：论诗、引诗、以诗证史，是《史记》运用《诗经》的三种主要方法。《匈奴列传》叙周襄王史事引用《鲁颂·閟宫》、《小雅·六月》和《出车》，但三诗背景与襄王事并不相合，其中的矛盾古人已有所论，惜疏漏舛谬，并不圆满。今在各家之说基础上，通过对三首诗历史背景的考释、《史记》用诗方法的分析、“断章取义”式用诗观的演变以及周人与戎狄关系等方面，对这一矛盾现象予以合理解释。 　　关键词：史记；诗经；断章取义；以诗证史；辨疑 　　作者简介：赵宏艳，女，1981年生，汉族，甘肃正宁人，文学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师，助教。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 　　《史记》与《诗经》之关系的研究，今人已多有发见。专著如陈桐生《〈史记〉与〈诗经〉》，论文有蒋立甫《略说司马迁与〈诗经〉研究》，陈桐生《〈史记〉与〈诗经〉的三种关系》，董治安《〈史记〉称〈诗〉平议》、《〈史记〉称〈诗〉综录》等，多以整体性的宏观论述为主，于细节问题却缺少微观的阐释与分析，对《匈奴列传》引《诗》矛盾的忽视便是一例。故不揣浅陋，兹论证如下，求教于方家。 一、问题的提出 　　《诗经》是司马迁著史的重要史料，尤其是对殷、周历史概貌的描述，多依据《诗经》而来。如《殷本纪》论赞云:“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又如《平准书》：“《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周本纪》关于周人先祖后稷出生的传奇经历更是采自《大雅·生民》。《公刘》、《緜》、《皇矣》等诗，构成文王以前周族历史的主要部分。在“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过程中，司马迁的选择和取舍难免为后人解读文本带来不少困惑，《匈奴列传》引《诗》便是一例： 　　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於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 　　以上引诗五句，分别出自《鲁颂·閟宫》、《小雅·六月》和《出车》，具有鲜明地引诗证史的特点。所谓“引诗证史”，即《诗》之本事与史事乃是基本相合的。那么，司马迁所引三诗究竟与史实是否相合呢？ 　　《閟宫》是“歌颂鲁僖公能兴祖业、复疆土、建新庙的诗”[1]。僖公，公元前659——前627年在位，而周襄王是公元前652——前619年在位，从襄王即位至僖公卒，中间有25年重合。也就是说，襄王与僖公是同时代人。那么，引《閟宫》证襄王时史事，就时间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据《左传》，僖公在位的33年内，并无征伐戎狄的明确记载。不过仔细耙梳，并非无迹可寻。《左传·僖公十六年》云:“王以戎难告于齐。齐征诸侯而戍周。”这不过是襄王三年（僖公十一年）子带召“扬、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师”的遗祸，第一次京师之难，“秦、晋伐戎以救周”；这一次是齐国来救难的。据《史记·齐太公世家》：“（桓公）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当是时，齐桓公早已称霸诸侯，各国无不惟齐国马首是瞻，凭鲁国当时的实力，尚不足以抗衡；其二，鲁为葵丘之盟国[2]，依照盟约，有出兵之义务；其三，鲁是周王的宗室，负有保卫王室安危的责任。襄王奔郑以后，曾告难于鲁，曰“不榖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氾，敢告叔父”[3]，显然是一封加急求救信了。综上，《閟宫》所言“戎狄是膺”，即僖公十六年（周襄王九年）“齐征诸侯（包括鲁国）”伐戎戍周天子一事。 　　《六月》与《出车》，鲁、齐、韩三家皆以为宣王诗[4]。据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司马迁所习为《鲁诗》，以宣王时之诗证襄王时之史，显然违背“诗史互证”的原则，且宣王与襄王前后相距170余年，完全无联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是否为司马迁著史之疏漏呢？ 　　班固《汉书·匈奴传》几乎尽录《史记·匈奴列传》而来，但对引诗一段却做了改动： 　　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而歌之，始作，疾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 　　《史记·周本纪》曰：“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但没有具体说到底是哪一首诗，《汉书》却引《采薇》相证。司马迁引作襄王时征伐戎狄之证的《出车》、《六月》，也被移到了宣王时，这正符合鲁、齐、韩三家诗的说法。若以此为准的，则《史记》的引诗就令人迷惑不解了。 　　清代学者对这一矛盾已有论述，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盖史公言戎狄为中国患，历引《诗》辞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