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以载道：中西方悲剧的本质区别.doc

戏以载道：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的本质区别 ——兼论大团圆结局的根源 【论文摘要】近百年来公认大团圆结局是中西方悲剧的最大区别。通过悲剧功能、冲突和人物的对比，可以发现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的本质区别，不是大团圆结局，而是道德的宣扬，即戏以载道。中国悲剧的功能是道德教化，偏向于善，西方悲剧的功能是认识命运与真理，偏向于真；中国悲剧的冲突是善恶对立，西方悲剧是人与命运的冲突、不同立场的冲突；中国悲剧的人物不分阶层，善恶分明，西方悲剧人物经历了由贵族到平民的历程，同时人物身上有多样性。大团圆结局也是源于中国悲剧的戏以载道，是悲剧的善恶冲突、惩恶扬善功能的选择。 【关键词】 戏以载道 大团圆 功能 冲突 王国维是用西方悲剧理论系统研究中国悲剧的第一人，他在《红楼梦评论》里分析，《红楼梦》最大的美学价值在于与中国的乐天精神相悖，是一出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而中国的悲剧由于大团圆结局，所以不是真正的悲剧。虽然后来他也做出修正，说《桃花扇》、《赵氏孤儿》也是悲剧，但是后来的学者公认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的本质区别，中国是否有悲剧的争议也是围绕着大团圆结局而展开。 其实，通过悲剧的功能、冲突、人物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的本质区别，不是大团圆结局，而是中国悲剧侧重于道德宣扬，即戏以载道。戏以载道是大团圆结局的根源，中国悲剧的功能和冲突更倾向于大团圆结局。 一、 道德宣扬是中国悲剧乃至中国戏曲最大的功能。谭帆和陆炜的《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指出“教化是中国古典戏曲审美理想表现之一”。这个教化不是官方的道德说教，而是剧作家、观众认可和极力维护的伦理道德。而道德宣扬不仅是中国戏曲审美理想表现之一，还是中国戏曲最大的功能。 从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说戏剧“上可以吁天降神，下可以移风变俗”⑵起，中国剧论大多将道德宣扬放在戏剧功能的首位。王世贞在《曲品》谈《拜月亭》不如《琵琶记》就是因为《拜月亭》既无风情，又风教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⑿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功能是“净化”，即在观看悲剧人物因为自身缺陷、命运不济招致的不幸过程中，产生恐惧和怜悯，情感得以宣泄。至于悲剧为什么有净化的功能，与悲剧的普遍性有关：述说着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因过失导致的不幸，在净化情绪之余，自然会引起观众对命运、悲剧人物的深刻思索，感慨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和无助。 黑格尔接受了“净化说”的悲剧功能，并进一步提出“调解”的功能。在黑格尔看来，所有的艺术都反映真理，而悲剧能让人恐惧和怜悯，还使冲突的片面合理性双方得以统一，揭示了“永恒的正义”。观众因为看到了永恒正义的胜利，产生了“调解”的欢慰。黑格尔强调的是悲剧的认识功能，“永恒正义”是理念，不等同于道德。 叔本华和尼采都认为悲剧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起到认识世界和人生本质的作用。叔本华认为悲剧揭示人生的苦难本质，引导人们抛弃生命意志，获得解脱。在尼采看来，人在悲剧的狂欢中认识到人的本质，从而回归本我。 雅斯贝尔斯提出导致悲剧的“悲剧知识”，认为它可以让人看到了“个人与普遍的冲突”、“生命方式的冲突”、“人与神的抗争”、“诸神之间的对抗”。这看似使人重新回到道德的选择，实际雅斯贝尔斯更侧重的是人在悲剧中认识的提高。 可见，在悲剧功能观上，中国是向往善，西方是向往真。而由于侧重道德宣扬，中国悲剧更喜欢让好人有好报，坏人得报应，以大团圆结局居多。如果好人一直受屈，坏人作恶多端却逃脱惩罚，就有悖中国的道德价值观。只有善恶到头终有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才能回归道德肯定。 即使是一悲到底，也是以悲剧结尾来强化道德批判，消失的只是个人的生命，长存的是道德正气。《崖山烈》里，殉国的文天祥等人彰显了忠义，精神不灭。《精忠旗》里岳飞岳云虽然被害，但是激荡着精忠报国的精神深深感召着观众，对秦桧等乱臣贼子咬牙切齿，为忠良被害扼腕叹息。《张千替杀妻》的张千被判斩首，却为人们所同情和支持。 二、 中国悲剧冲突大多是伦理善恶的对，表现扬善惩恶。刚开始是好人被冤屈、陷害，在受难时表现出的凛然大义、坚贞不屈，引起观众的共鸣。坏人得逞，使人对奸恶更为深恶痛绝。最后的邪不胜正，是正义的高扬，强化了忠、义、孝等道德规范。于是便形成了好人先离后合或始困终亨、坏人为非作歹终于恶有恶报的模式，即便少数不是完满结局，也是好人在道义上取得了胜利。不幸的命运、突发的自然灾害，以及叔本华所说的好人立场差异，都不是中国悲剧的冲突。 《赵氏孤儿》是奸臣屠岸贾陷害灭了赵氏满门，连小孩也要赶尽杀绝，是悲剧冲突的根源；赵氏门客公孙杵臼程婴贪官桃杌桃杌 在对中国悲剧冲突的分析，就能发现善恶交战是永恒的主题。悲剧就是赞颂美好和控诉罪恶，揭示坏人的存在，使好人的遭遇变得悲剧、恐怖，世界不仅仅只有明朗和美好。中国悲剧让善获胜，不是安详地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