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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开始对妻子撒谎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灯比纽约暗淡得多。我们家逗留阿根廷的那六个月，我了解到许多 事，这是其中之一。我们租的车前挡风玻璃终年覆盖城里的污垢，穿透玻璃的一点点光亮 看起来更模糊。当这辆车离开医院停在第一个红灯口，我背弃了两个最重要的婚姻承诺， 开始扮演起妻子的医生，对她说谎。 我把PET 扫描的片子从马尼拉纸的信封里拿出来。拿起X 光片，即使在头顶的低亮度光 线下，我也足以看见妻子的身体内部到底出了什么事。但继续开车时，我说：“我看不出 来，没有头绪。我们必须回家后听听你的肿瘤医师怎么说。” 我骗她说，我是个肺病医 生，不是看这些片子的专家。其实我一眼就看出，癌细胞已经扩散。（译注：PET 系一种 用于医用诊断X 光测试法“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的英文缩写） PET 扫描类似于，让放射性示踪剂“周游”全身，测算各种各样的细胞做了多少工作。因为 癌细胞是非常活跃的“工作者”，所以PET 扫描搜寻癌细胞的片子就像夜晚在空中俯瞰地 面。没有癌细胞的时候，这些X 光片看起来像在俯瞰夜晚的爱德荷州，万籁俱寂。而真正 的坏消息是，因为癌细胞活跃，片子看起来就像看到芝加哥或凤凰城的市中心，灯火辉 煌。 那是一个六月初的温暖夜晚，阿根廷刚进入冬季。人行道上很拥挤，有人下班要回家，有 人停下工作去吃晚餐。充斥我们生活的日常事物全都是那样，既没有添加特殊的意义，也 没有失去什么意义。我们的车穿过狭窄的入口驶入车库，轮胎在新漆的地板上吱吱叫。露 丝沉默着，我也是。我知道些事，她不知道。 事实上，她可能是知道的。 那时候是冬季，我们回到纽约。八个月后，我妻子在家里离开人世。回家没多久，纪念斯 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医生把这些X 光片拿去检查，向我们解释说明，我在那家医院当了十 多年医生。从第一次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时起，露丝便一直在那里接受治疗。那是2008 年，距今三年前。 我们到家停好车才过了几分钟时间，公寓里的电话响了，是肿瘤医师打来的。 我和露丝肩并肩坐在沙发上，各自手里拿着一部手提分机。肿瘤医生说了很多我熟知的词 汇——肿瘤细胞转移、应急放射、关注“生活质量”，就是没有提治愈。我的问题里面也带 了些专业术语，却不愿提及露丝的名字。“会造成脊髓压迫症吗？”我问道。接着是露丝的 声音：“什么意思？” 露丝的主治医生从不耗我们时间。他不会拐弯抹角，不会对真相含糊其辞，婉转暗示，不 会先把话挑明有很快规避那个可怕的话题。他主动回答了之前我们没问出口的问题。他 说，“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这还可以控制”，“也许你（露丝）还能活很多年。”但他接着 又回到原点：“这病无法治愈。我们目前的目标应该是减缓癌症病变，尽我们所能让你多一 些感觉舒适的生活。”这话用大白话说就是，从X 光片来看，露丝没多少日子了。 我把以上对话说给一些朋友听，他们不少人是专攻癌症的医生。朋友们都很吃惊。他们告 诉我，露丝的医生居然告诉患者坏消息，尤其是在并非万不得已的时候，就在通电话时这 么说，这么做非同寻常，或者说可能不妥。我问他们，什么时候才算是告诉别人无法逃过 一死的适当时机。大多数人对我说，连续多次尝试治疗癌症失败后，患者才开始真正对癌 症束手无策，那才是带去死讯的时候。 我的医生朋友认为，在那之前，病人还没有准备好听到坏消息，那时他们还在消化打击自 己的困境：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无法挽回，他们那些要优先处理的事、未来的愿景， 对爱人那些明里暗里的承诺（暗示的承诺更重要），今后全都无望实现。这些医生也提到 自己的犹豫。作为医生，自然希望向患者传播希望，不愿让他们绝望。这样的想法有时可 以归因于同情，有时更明显是一种关心，是考虑到病人以后可能找到另一种生活选择，那 将是更乐观的新生活。 我喜欢直来直去，但我知道，如果病人没有准备好，对他们坦率有害无益。而且，如果其 他医生处理较轻的病症带来了一线希望，坦白告诉病人身患绝症还可能引起对方困惑。虽 然朋友对我这么说，但露丝的医生也可能做了正确的事。美国国家医学院一份著名的报告 显示，几乎所有成年病人都说，希望医生分享已知的一切，即使是坏消息也想了解。露丝 曾多次向我表达了这种观点。按她的话说就是：“我可不想医生知道我的什么情况，没让我 知道。” 我们坐在沙发上，她坐在我左边，我们俩之间的空隙约有四英寸。她的手指拂过金色的头 发，那天她换了新的指甲油，深红色的。我试图通过我们之间的距离推测到，露丝从电话 里听出了什么。毫无疑问，她想知道我脑袋里都在想什么。但她可能不知道，我并没有真 的在听这通电话。 那个时候，她看上去好像和我17 年前第一次遇见她那天一样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