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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复兴与社会理想的重大转向 2010-12-17 14:51:00　来源: 人民网(北京) 1993年，著名诗人俞心焦在上海和杭州的大学里讲学时，正式提出并致力于推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郭小聪曾师从王瑶，现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文化传播方向研究生组组长，北大诗歌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的文化复兴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只有一字之差，似乎可以相提并论。其实不然。西方的文艺复兴，会让你想到一本精美的大画册，那一时期文化艺术的杰作美不胜收，即使你不了解它们对于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巨大作用，也照样可以欣赏。因为人家早已翻过历史的一页，留下的都是精品。　　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则一直处于变革的阵痛当中。所以，提起中国的文化复兴，总会让你想到一张大圆桌，旁边围满了方方面面的人物，提出形形色色的看法和意见，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还是文艺论争、思想动态、时局走向，都可以装进文化的这个大篮子里来交换，都与中国的复兴扯得上些关系。这更像是处在争论不休的春秋战国时代，而不是像米开朗基罗那样多少年如一日地蹲在教堂里默默创作他的雕塑，尝试新的理念，不经意间推动了社会进步，成为文艺复兴一代宗师。　　不过，这也并不奇怪。西方文艺复兴相对比较单纯，它源于一个新兴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时代诉求，他们新的精神理想也开创了文化灿烂的新天地。中国文化复兴则是起自于一个古老民族渴望重新崛起的历史愿望，而且这一历史进程仍在复杂演进之中，所以其现实政治的意味也必然很浓，是一个非常宽泛、模糊不清的概念，甚至与黄仁宇提出的中国“大历史”概念有些相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探讨中国的文化复兴，也是在探讨中国的前进道路；我们为文化复兴献策，也就是为民族强盛立言；圆桌的气氛既像是百家争鸣，也像是指点江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近现代中国在社会理想追求上的重大转向非常值得重视，应当视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最重要的迹象。因为“复兴”的真正含义显然不是要恢复古代的辉煌，而是要激发现代的创造性力量。西方的文艺复兴尚且如此，中国的文化复兴就更是如此，而且它不再借用古人的衣裳和旗帜，甚至试图割断与传统的联系，走上一条与千年历史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一重大转折自1840年开始，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达到高潮。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生活和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其发展之快、变化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不仅令世人惊愕，连中国人自己也惊讶。不管你是持何种看法和评价，这一事实有目共睹。考虑到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变化，而是占世界人口1／5人类的生活巨变，其影响之深远，内力之深沉，其背后的文化动因就不可不深思了。这就像火山爆发，不管是福是祸，当看到岩浆剧烈喷涌时，你都会惊异于其内部力量的神秘和伟大。　　特别是，面对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持续快速变化，人们不仅要问：一个长期停滞的文明古国为什么能够爆发出惊人活力？而且更要问，为什么这个社会虽然看起来已经被不断的变化拖得溃不成军、踉踉跄跄、略显狼狈，却仍然没有真正停下脚步的意思，整个社会要求刹车的呼声并不强烈。结果，一方面是问题成堆，摁下葫芦浮起瓢，一方面却是人们似乎仍然愿意承受、容纳和尽力消化问题。“北京共识”首倡者乔舒亚即注意到，在2002年中国党代会上，党的领袖在90分钟讲话里用了90次“新”字。而曾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中国农民，每过三年就会完全淘汰他们所用的种子。所以他问，为什么同样的意识形态，面临同样的问题，苏联最后的反应像是一具植物人，而中国则像患上了多动症，他们似乎是在利用创新来减少摩擦损失，因为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那么中国这种独特的适应能力和变革的动因是什么呢？有关中国历史延续性问题，并不是现在才引起人们兴趣的。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独一无二的持久生存能力。他们非常好奇的是，为什么别的国家往往表现为文明的盛衰，一蹶不振，中国文明却表现为朝代的更替，一旦改朝换代，马上衰而又兴，东山再起。譬如东、西罗马分裂就永远地分裂了。而几乎同时，中国在历经几百年分裂后却又在隋唐时代重新统一了，而且更强大、更有活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19世纪的黑格尔时代似乎找到了答案，就是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某种历史活化石，一个没有真正向上演进历史的国家，因为封闭而幸存，因为停滞而永存，一旦遇到外界新鲜空气，就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但今天看来，这个看法失之片面，中国的延续性有时像是死而不僵，有时又像是凤凰涅。四大古国幸存其一，一个民族能够不间断地延续数千年，从土里刨出来的殷商甲骨文汉字现在还在使用，而且是同一群人在用，而不像亚述人的古楔形文字早已成为遗迹，这其间必有道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曾经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他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部分地具有“改革的能力”，能够“通过重新树立其理想”，使这个古老国家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