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化现象学.docVIP

儿童文化现象学 钱 雨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上海 200062） 【摘要】关怀和理解儿童是教育儿童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教育研究的范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现象学、解释学等人文主义导向的研究范式已经成为东西方教育研究者的热点话题。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解释现象学”在教育领域日益受到关注，并产生了“现象学教育学”、“现象学课程论”等理论流派。本文对解释现象学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并初步尝试用现象学的方法对儿童文化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提出了儿童文化现象学的概念。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展开充分论述，只是从词源学、文学作品和学校生活中呈现了几个研究儿童文化的视角和案例。 【关键词】 现象学 解释现象学 儿童文化 儿童文化现象学 一、解释现象学与儿童文化研究 1、现象学运动对教育研究和儿童研究的影响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产生了四个最重要的“哲学运动”：现象学运动、分析哲学运动、结构主义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1]现象学运动（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的奠基人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逻辑研究》一书中开辟了一种新的哲学传统。这种传统要求摆脱权威的中介，拒绝借助于以往的理论或前人的学说，力求直接、原本地把握绝对真理自身。胡塞尔所提倡的排除成见、“面向实事本身”的态度可谓是整个现象学运动的灵魂与核心。同时，他也开辟了欧洲哲学一个新的时代——现象学的时代。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如是说，现象学“把哲学重新带回到现时代,而从此以后的一切哲学问题都将在这一基础上来考虑和解决了。”[2] 20世纪的现象学运动不仅在哲学领域，它形成的涟漪波及了心理学、美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因为，哲学始终为各种科学与人文研究提供生长的源泉，无论研究者本身是否意识到一定哲学观对他们的影响。随着教育哲学观的不断演进，教育研究范式在上个世纪末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由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一统天下开始逐步走向研究的多元化。现象学、解释学等人文主义导向的研究范式也成为东西方教育研究的热点话题。德国教育家克里克首先把现象学理论引进了教育学领域，此后,经奥凯、范梅南、史密斯、派纳等人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教育现象学”（也译“现象学教育学”）、“现象学课程论”等理论。 儿童研究是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1907年，胡塞尔本人为现象学下了一个定义：“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3]因此，我们不妨可以说“现象学最独特的核心就是它的方法论。”[4] 在现象学运动的影响下，北美和欧洲涌现了大量用现象学方法研究儿童的论著。笔者以为，这类研究也许揭示着一门新的学科——儿童现象学的诞生。通往教育理解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各种研究范式都“赠予我们以道路的可能性。”本文也试图从解释现象学的视角来探究理解儿童文化的又一条可能道路。有人这样问我：儿童有文化吗？因为有这样的问题，更加坚定了我研究儿童文化的信念。周作人在论及儿童文学时曾指出:“在儿童不被承认，更不被理解的中国，期望有什么为儿童的文学，原是很无把握的事情，失望到是当然的。儿童的身体还没有安全的保障，那里说得到精神?”同样，不理解儿童和儿童文化，又如何期望有真正的儿童教育？所以，我们不妨借助解释现象学的眼睛，再次关注儿童，对儿童文化进行轻柔的、深切的描绘和反思。 2、何谓“解释现象学”？ 首先，我们有必要澄清到底什么是解释现象学。自胡塞尔之后，现象学家对现象学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其中之一就是“认为现象学是让现象自身根据其自身显现的方式得到描述的一种方法，并根据人具有对自身的领悟因而是显现的基地这一点，把现象学导向对人自身的种种现象的描述，从而导致释义学的现象学。”[5]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以及《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就标志着这一现象学运动的转折。现象学的这一支流在这里可以表述为“解释现象学”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解释现象学无疑也受到了解释学的影响。相比现象学，解释学的历史更加悠久。其代表人物包括威廉·狄尔泰（W. Dilthey）、施莱尔马赫以及伽达默尔等。“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Hermes）。在希腊万神殿里，赫耳墨斯是神与神及凡间的信使。他年轻又多才多艺，传说他首创了字母、数字等。这位神品格多变，他不仅掌管商业、交通、畜牧，还兼管欺诈、盗窃等等。借用这位神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隐喻——解释学如同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有助于理解，也可能导致误解。 “理解如何可能”是解释学永恒的主题。实证科学的主客分离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导致了个人主体的过度膨胀：人越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