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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笔法与新闻写作比较研究 9811139 蔡歆 摘 要：过去的新闻是现在的历史，未来的历史是现在的新闻。我国的新闻丈体与古代的史学著作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古代史家的实录原则、简洁之美、丈约事丰、蕴藉含蓄等写作笔法对我国的新闻写作有着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 史家笔法 新闻写作 比较研究 　　新闻是历史的片断，历史是新闻的积累利连续；新闻是记述传播新近发生的事，历史是总结过去发生的事：新闻与历史甲已结‘卜了不解之缘。我国的现代报刊事业起步较晚，新闻写作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㈨方报刊的影响，但我国的现代新闻文体的直接源头却是古代那浩如烟海、璀璨夺目的史学著作。 　　中国的新闻文体最早雏形，包含在先秦历史散文中。不少甲骨文，都含有新闻因素，透过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能够窥知当时的部族有关征战、田猎的重要的信息内容。《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笔法简约，记录片断，许多的篇章酷似今天的标题新闻和新闻导语。王安石也把《春秋》称为“断烂朝报”。[1]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我国很早建立了史官制度，史官们一开始便重视记事的清晰与相对完整。于是，行文中便具备了若千必备的要素，如时间、地点、事件、人物等等。这些要素往往都是史官记事时所不可忽略的。正因为如此，三代以后，史官所记之事，便具备了“记叙诸要素”。如《左传?鲁僖公二八年》中的一次战前描写： 　　秋，晋搜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赵衰为卿。 　　这种写法与现代的新闻写作，就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并伴随至今。古代史官的“记言”、“记事”之文，就是当时原生形态的新闻评论与动态消息。其写作笔法后经众多的史家创新与发展，就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史家笔法”：实录原则、简洁之美、文约事丰、蕴藉含蓄。这些写作要求正符合现代的新闻写作的规律(除了时效性之外)，也是我们现代新闻写作追求的方向。 　　对我国现代新闻写作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号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它是真实事件的画卷，是真实人物的画廊。它不仅强调对历史负责，强调真实性，而且“文约事丰”堪称新闻笔法之鼻祖。下面就以《史记》为例来论述史家笔法与新闻写作之间的联系。 　　一、 实录原则与新闻写作的真实性 　　说到实录原则，人们首先想到是司马迁的《史记》。其实，实录原则是中国古代史官自古以来就已经形成的优良传统。实录就是秉笔直书，书法无隐。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对史官就已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作为衡量一个优秀史官所必备的条件，晋国史官董狐，不畏权势，“书法无隐”，孔子称之为“古之良史”：齐国齐太史、南史氏‘口“崔抒弑其君”不惜以死殉职，用鲜血和生命换来历史的真实。 　　被称为“实录”的榜样的是《史记》。班固在《汉：口?司马迁》指出：“然自刘向、扬雄博览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序理，辩而不华，质而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些评论，都肯定了司马迁对待历史实事求是的严谨科学态度。司马迁的“实录”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考而后信。司马迁在古史的鉴别上多以儒家的六经为参照，但由于诸子百家出于各自学说的需要，其笔下的历史往往掺杂着臆造的成分。于是司马迁提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原则。“厥协”、“整齐”有综合排比，删汰选择之意。还有就是实地考察，以核对，纠正错误和补充不足的史料。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控禹穴，窥九疑……过梁楚以往”，使他掌握了第一手史料，增加了《史记》记史的真实性。二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司马迁不仅对先秦帝王敢于善恶不隐，更重要的是他敢于揭露汉代统治者的阴暗面。所谓“马迁述汉非”[3]，诸如刘邦，司马迁既写出他的战略眼光，知人善用；又写出了他的流氓无赖作风，好酒及色，因人成事，甚至还深刻揭露了汉武帝时代的种种弊端和社会矛盾。 　　实录原则，为史学创作确立了一个要求，就是强调真实。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史家讲求实录，真实是第一要义，真实就是要反映历史的本质。要忠于历史，忠于事实，就是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写，不但人物和事件要真实，细节也应是真实的。不仅如此，人物活动的环境也应是真实的。 　　真实也是新闻的生命，它不允许任何的杜撰和虚构。新闻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首先要严格遵守是内容必须真实，这是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根据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存在的事实是第一性的，写作是第二性。我们在学习新闻写作时，必须维护真实性原则。 　　在新闻写作中，真实性包括以下七个内容：(1)向大众说真话，陈明真相，不“王顾左右而言他”。(2)真实性不仅是善良的愿望，还指给予人民的“东西”的本身，应该是科学的，且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符合生活逻辑。(3)要引导至少要有助于大众对事物本质形成比较正确的认识。(4)所报道的具体的人，事，现象，数据，都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且经过检验无误的。(5)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