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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车之争”的民法解读 姚辉、燕林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 　　但莫憎爱，洞然明白。 　　——僧璨《信心铭》 　　先抄一段报纸： 　　这情景类似于几千年前的古印度。农民是首陀罗，城里人是婆罗门，司机是异族通婚后生下的贱民。贱民平时上街就得敲着手中的小锣，一边念叨：我是贱民，我是贱民，请远离我! 　　起早贪黑去学车，吃苦受累还挨师傅训，等到拿了车本，当了司机，以为苦尽甘来了，却变成了“贱民”。这叫什么事? [1] 　　这段牢骚简直可以用塔西图斯(Tacitus)的话来做注脚：过去我们必须受苦于犯罪;而现在我们却必须受苦于法律。毋庸赘言，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学术研究的规范均不允许我们在讨论现实对策性问题时导入主题的先行或角色的认同。因此，虽然笔者也是司机，但开篇伊始即引用上述文字，并不是要借他人之口表达自己的心声。不容否认的是，如果不是站在法律人的立场看待问题，类似上述所引表述是非常容易博得同感者共鸣的。事实上，十年磨砺，四次审议，数易其稿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一经出台便被贴上了一个宣传标签：“机动车负全责”。于是，在大众传播里，一段法律的修改变革过程被简约成从“撞了白撞”到“车负全责”的民间用语，让人看到的分明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轨迹。这当然是媒体乐意也擅长的风格，简明扼要、形象生动，因此极其深入人心。但是，法条的真意的解读及检讨，反被这些通俗声音掩盖甚或妖魔化了。 　　作为行为规范，法条系指要求受规整之人，应依其规定而为行为的法律语句 [2];进而对社会中人的行为产生导向作用。同时，作为裁判依据，法条更直接地作用于纠纷的裁判及损害的救济。《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第76条意欲达到的效果，应该也无非如此，时下人们关于这个法律及其第76条的争论，焦点也基本集中在这两方面。本文因此试图沿以下线索展开探讨：第一，76条作为裁判依据的合理性。即，该条是否设立了妥当的归责原则及责任构成;依据该条能否达至符合中国实际的妥当的判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第二，通过由76条的解读可以探知的立法者的意图，究竟能否达到其所理想的道路安全状态?换言之，作为行为规范，该法及该条能否因此约束、规导或者形塑出理想的道路行为;抑或适得其反? 　　一、从文本出发：第76条的解读 　　(一)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 　　限于篇幅，本文无意从学理上对道路交通事故应该采用何种归责原则进行阐述和论证。仅就立法例观察，从目前发达国家对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来看，在归责原则方面，基本上都倾向于对机动车一方实施比较严格的严格责任或曰无过错责任。仅举两例为证： 　　《德国道路交通法》第7条规定：机动车运行之际，致人死亡，身体或者健康受到伤害，或者物品受到损坏时，该机动车的保有者，对受害人负担赔偿由此而产生的损害的义务。事故是因不可抗力发生时，得排除赔偿义务。 　　《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3条规定：为自己将机动车供运行之用者，因该运行侵害了他人的生命或身体时，负赔偿由此发生的损害之责。但在证明了自己及驾驶者没有懈怠有关机动车运行的注意的情况，受害者或者驾驶者以外的第三者有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况以及机动车没有构造上的缺陷或机能上的障碍的情况时，不在此限。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的归责原则究竟应采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还是无过错责任,理论界与实务界都有分歧,立法上也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了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为无过错责任,并且仅以能证明受害人故意为免责事由。该条明确规定,高速运输工具属高度危险作业,适用无过错责任。但是到了1992年1月1日实施的国务院制定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交通事故的归责原则被认定为过错责任,即所谓“以责论处”的原则 [3]。 　　(二)76条究竟属于何种归责原则 　　按照目前流行的观点来看，一部分学者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是将以前“以责论处”的归责原则调整为“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并认为这是立法的一大进步，是顺应世界立法潮流的改进 [4]。虽然对于为何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尚未见到更深入的分析，论者大多只是强调机动车属于高速运输工具，强调诸多发达国家都采用了相类似的归责原则以及考虑到我国势必建立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识，就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等等。我们暂不考虑有关机动车是否属于高速运输工具等问题——虽然对此问题并非毫无疑义，而且有可能直接影响法律上对归责原则的选择——而仅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到底是属于什么归责原则进行简单的文义剖析。 　　1.对76条第1款的解读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这一款处于76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