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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化產業」(Culture Industry)軔始於福特主義(Fordist)之「大量生產與大量消費」(mass production mass consumption)的經濟結構體制，並藉由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經濟體制的蔓延；科技資訊網絡的建構、全球資金流、傳播流、觀光流、景觀流、民眾文化消費型態與文化價值觀的改變；及後現代「文化商品性」(Culture Commodity)註1-1的擴張，促使歐美先進國家興起了以「文化產業」為主導開發的潮流，文化產業政策亦因應此全球環境變遷、資本主義產銷關係的全球網絡建構而萌生，成為先進國家城市之象徵經濟註1-2(Symbolic Economy)及都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 )的主要策略，亦成為第三世界國家以「地方文化產業特殊性」(Unique of Local Culture Industry)對抗資本主義工業霸權的手段，形塑生存性(survival)與抵抗性(defensive)的策略，以帶動地方經濟復甦、城際競爭力提升、地方意象重塑及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等功能。 依據文化產業資源特色、經濟、社會價值性、及居民文化消費型態，可區分為不同的類別，而不同類別的文化產業蘊含其個別的文化意涵、空間結構形式、領域尺度、經濟效益、及不同之地方性制度和適宜的規劃政策。依據西方學派理論將文化產業界分為不同的類別；如「精緻文化」與「大眾文化」；「高文化」與「低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全球文化」與「地方文化」等不同的界分。如法蘭克福學派即以「大眾文化」為批判之鵠的，認為大眾文化產品係藉由技術媒介及娛樂商業特性產生，失去了特色與多樣性，為庸俗化與低俗化的象徵(Adorno , 1979)。而Benjamin雖為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但與法蘭克福學派學者持不同之觀點，認為在後現代文化消費思潮及全球傳播科技、網絡的建構，大眾文化、精緻文化並非相互抵觸，提出大眾文化可將文化深植於居民的生活中，使人人成為文化專業者，對於都市文化素質的提昇是正面的(Benjamin,1969)。本文將「文化產業」內涵的定義，採取較寬廣的範疇，汲取文化多元論的理念，依地域空間特性，將文化產業界分為都會性文化產業及地方文化產業兩大類。 都會性文化產業，係依賴都會區全球化經濟網絡及新科技傳播技術而生存，其類別可分為大眾消費型文化產業及大型設施文化產業。其中大眾消費文化產業，意指電影、廣播、錄音帶等文化產品，係符合大眾消費心理需求及工業產銷關係下的產品，它與新科技技術和宣傳媒體相結合，掀起了全球性商品流動與競爭。而大型設施型文化產業，如「文化旗艦開發」及「會議產業」等，皆成為各國都市再生的主要策略。地方文化產業則具有「地理依存性」(Geography Dependency)，經由其地域空間環境的塑造，或由其自發性特質所衍生的產業。以其「地域特殊性」(Local Uniqueness )；如歷史記憶與價值、地方特色等，作為第三世界國家在無法抵抗全球化資本主義侵略機制下，成為地方經濟再生與文化素質提昇的主要策略；世界先進國家亦開始著重於地方歷史空間的重建與再利用，作為地方經濟再生的手段。「地方文化產業」不僅是一項極具開發力的經濟及文化資源，且為地方發展無可取代的觀光遊憩資源，亦為人民生活共同記憶、歷史文化傳承的場所。具有延續地方傳統文化與凝聚社群共識、領域感、認同感等功能。本文的研究範疇即著重於「地方文化產業」與「地域活化」的互動模式探討。 「地方文化產業」係以特定的地域為基礎(territorially based)而自然衍生的產業，與地域產生緊密不可分的關係。隨著世界經濟體制全球化發展，對地方(Local)產生巨大的衝擊，亦掀起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地方化(Localization)的論爭(Stohr, 1990; Harvey,1989a)。文化產業經由不同政治、經濟、文化體制交迭、衝突與論爭而形塑不同階段的歷史脈絡，如福特主義(Fordist)、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t)、結構主義(Structurism)、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t)及全球化(Globaliation)的時代，每一個時代發展脈絡皆形構不同型式的產業及空間結構，文化產業及其伴隨之空間結構是深受此政經體制發展潮流影響而產生結構性重組。地方文化產業根植於地方，經由特定文化、經濟及政治制度之社會生產過程，及人們對其感覺品質（地方感與認同感），消費型態與行為模式的變遷，著實對地方空間結構產生重大的影響。故是否地方文化產業亦隨著時代政經體制轉變，而產生結構性變遷，並對地方空間結構產生決定性影響，為本文研究主旨之一。 在地方性制度方面，Ami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