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法的实施难点及其现实意义 罗新豫 喀什地区技工学校.docVIP

国家赔偿法的实施难点及现实意义 罗新豫 喀什地区技工学校 面临的难题： 一、刑事和非刑事司法侵权行为难以得到确认，赔偿义务机关往往久拖不决、迟迟不予处理。 究其原因，一是赔偿义务机关对国家赔偿法的重视程度不够，怕担责任毁声誉，影响政绩‘其次人民赔偿委员会不享有确认司法侵权行为的权力，对不予确认的案件无能为力。从客观上说，“确认难”的问题与赔偿法关于确认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对法律理解不一有关，另外，现实中缺乏司法实践使得法律理解至今不能统一 难题二：经过确认的司法侵权案件难以进入法定赔偿程序。各种经过法律确认的司法侵权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处理情况：其一赔偿义务机关或复议机关不予立案。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的案件中也可以看出其处理的主要是人民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案件。这些机关不予立案的理由不一，有的根本没理由就把赔偿请求人拒之门外。其二：有的是赔偿义务机关与当事人私了，这种现象比较普遍，被侵权一方多是普通群众，赔偿义务机关利用优势地位，被侵权人怕打击报复，只谋求一点象征性赔偿。其三，回避赔偿责任，公检法相互推诿扯皮；其四，赔偿人怕打击报复自愿放弃请求赔偿，决。 蔡甸公安分局则认为,法院判决所依据的武汉市公安局《110接处警工作规范》只是一部内部考核的工作规范,并非法律法规,以此断案,在法律法规上没有依据。 武汉市中级法院审理后认为,警方接到“110”报警后,城区(出警民警)必须5分钟内赶到现场,郊区(出警民警)必须10分钟内到达现场,该规范规定的出警时间是公安机关内部对干警工作要求的规范,且无证据证实该规范对外公布,不具有法律效力。此外,本案经庭审没有证据证实被告接到报警问明事项后迟延出警。据此,武汉市中级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1]。本案是由一起迟延作为所引发的行政赔偿案件,看起来仅仅是一场赔与不赔的争议,实质上还涉及到一个行政法理论问题,即违反内部规范能否产生外部责任的问题。在案件中,公安机关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争议点在于:一是武汉市公安局《110接处警工作规范》是否是作为义务的来源?二是警方是否构成延迟出警? 三是受害人死亡的后果与警方延迟出警有无因果关系?其中《110接处警工作规范》是否是作为义务的来源是三个核心问题的核心,如果这一个问题不成立,后两个问题也就没有了讨论的必要。因此,在探讨内部规范能否产生行政赔偿责任之前,有必要首先从法定义务的来源探讨开始。1　法定作为义务来源的理论概述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在确定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时,首先必须考虑的就是有关行政主体是否负有一定的作为义务。比如,根据美国的联邦侵权损害赔偿法,原告必须证明被告对于被侵害的利益负有法律上的保护义务,不是道德上的义务(作为义务),并且被告在对待这种利益时必须遵守一定的注意标准(过失)才有可能获得国家赔偿。[2](P514)在日本行政赔偿法上,要追究行政厅不作为的法律责 任,其前提也必须是行政厅负有作为义务。[3](P39)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观点亦认为,“行政不作为违法,乃请求国家赔偿及其他行政救济之要件,而所谓行政不作为之违法,既是指违反作为义务之谓,故如何导出作为义务,实为行政不作为之判断前提”[4](P280)因此,行政不作为的构成必须以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负有行政法的作为义务为前提,无作为义务的存在则无行政不作为。[5](P185-186)但对于何谓“法定”作为义务在实践中却常常产生争议,即作为义务的来源的确认认识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法定职责”必须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中确定的职责,其他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机关的内部规定、政务公开承诺规定的职责不包括在内。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相对人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除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外,其他的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机关的内部文件、内部工作规则中规定政府承诺等,均应视为法定职责。[6](P465)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行政职权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行政机关的公共权力,职权法定是行政法的一般原则。由于公权力的另一面就是行政机关的义务,职权的范围也是义务的范围,职权的来源也是义务的来源,所以,行政义务的来源应当是立法而不是其他,行政义务法定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结论。 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原理的支持,《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构成违法,才具有了合理性。换言之,所谓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规定,是建立在义务法定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于作为义务的来源,一般认为作为义务应来源于是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7](P256)但随着理论的发展及实践的需要,人们发现,将作为义务的来源局限于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已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也不符合立法目的和法律所追求的价值。因此对作为义务的来源应作扩张解。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