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述史模式可能性与探索.pdfVIP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述史模式的可能性探索 柳倩月 在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民间文学学科研究的深厚基础上，结合文学史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一 个较高的起点上创建和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是完全可能的。∞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哲 学研究，以张荣翼、陶东风、重乃斌、温潘亚、陈伯海、葛红兵等学者对文学史写作和文学史哲学的深 度思考为代表。这些学者在引入西方文学史哲学的诸多理论的过程中，审视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及理 论史研究的得与失，归纳出文学史撰述的多种述史模式、述史框架，述史机制和述史秩序、核心线索和 辅助线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创建和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在“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创建和研究过程中，面临很多与“述史”有关的基本问题。首要的一 个具有控制性工程意义的关键问题是，对大量散见于中国古代子史集部中的民间文学批评文献和史料， 应该纳入何种“述史”模式中进行整合和提炼，使零散的古代民间文学批评与理论得以学理化和系统化? 陶东风认为：“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和模式、体例都应当是多元的、富有特性的、个性鲜明的。可以抓住 一个侧面来建构文学史，也可以运用一种理论来实验文学史。”@张荣翼认为：“历史的述说可以是多方 面的，它可以是历史学家口头的、书面的表述中讲述的历史，也可以是在一定理论框架的敷设下，采用 各种旁证材料来讲述出的历史。”@显然，文学史哲学的述史观念是灵活多元的，这意味着我们对于民间 文学批评史，也完全可以多角度地探索其“述史”模式的可能性。 一、“自律论”和搿他律论”的可运用空间 文学史哲学研究已经归纳出来的最基本的两种述史模式(“自律论”模式和“他律论”模式)@，在 民间文学批评史的述史过程中，能否运用?文学内部的形式系统和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系统是文学史得 以构成的两个基本维度，所以“自律论”模式和“他律论”模式在总体上制约着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思路。 但是，在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中，这两种基本的述史模式的运用空间有多大?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 结合民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对象来具体分析。 在民间文学批评史如何“述史”的问题上，建立在形式系统基础上的“自律论”模式的运用空间相 对于建立在社会文化系统之上的“他律论”模式的运用空间而言，可能较小。民间文学批评史是要研究 古人对民间文学的观念史，但是从现存文献史料的基本情况来看，古人对民间文学形式系统的认识，不 如对文人文学形式系统的认识广泛和深入。古人对民间文学的形式系统所发表的言论，除了主要将《诗 经》中的“风诗”和一部分“乐府”视为民歌而形成了一些民歌艺术形式论之外，似乎对其他民歌体裁 的形式因素缺乏较明确的认识，并且对造成某种民歌的形式因素的历史关系或逻辑关系的机制也缺少系 统而深入的认识。所以，从形式系统入手梳理民间文学批评史，存在一定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自 律论”模式在民间文学批评史的述史过程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为在研究民间文学批评史的某些 阶段，可能还必须用到“自律论”的述史模式。比如民间歌谣从二言体、三言体、四言体发展到五言体、 六言体、七言体甚至十言体的情况：从一句之歌，二句之歌，三句之歌，到“四句头”的形式甚至长篇 歌谣等，为什么会有这种歌体语言形式上的不断变化?运用“自律论”理论，可能对其中的规律有所发 现。我说建立在形式系统基础上的“自律论”模式的运用空间较小，主要是侧重于说明，它在发挥宏观 意义上的重大建构性功能方面，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障碍。 建立在社会文化系统之上的“他律论”模式的运用空间较大。有两个基本理由可以说明它。一个理 由是，文学史及文学思想的发展，不能不受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及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思潮 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人对民间文学的认识，不论是轻视，还是推崇，同样会受到社会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诸多因素的影响。譬如在明代，冯梦龙高度关注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及传说，编选了民歌集 《童痴一弄·挂枝儿》、《童痴二弄·山歌》、《夹竹桃项真干家诗》。其著名的“三言”更是拟话本集， 在拟话本中则记录了不少的民间传说和故事，比如《白娘娘永镇雷峰塔》就是关于白蛇传说的一个重要 的记录版本。冯梦龙对民间文学如此关注，既是因为他深受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影响，接受了明代心学对 蜘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是笔者在2009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六届年会上正式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会议交流论文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体系初探》经修改后发表于《学术论坛》2010年第12期。 ∞陶东风：《文学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