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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查起诉阶段“会见限制”的理性思考 「摘要」 控辩平衡理念与执法积习的不和谐摩擦出审查起诉阶段的“会见限制”，使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介入率一定程度降低。出现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症结在于执法心理的转变未能适应辩护制度的发展，在于“口供情结”、“重实体、轻程序”、“有利于公诉”观念的影响。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六年来，律师接待制度的建立为律师行使辩护职责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从笔者在基层检察机关的五年工作经历(包括短暂的律师接待和公诉经历)以及对审查起诉阶段刑事辩护状况的调查来看，移送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数呈现增长态势，而律师在此阶段的介入比例却有所下降。究其原因，除在押犯罪嫌疑人家属不给请、律师收费较高使得许多犯罪嫌疑人及家属请不起、个别律师自我操守及职业道德差、辩护走过场等原因外，控辩平衡理念与执法积习的不和谐摩擦出审查起诉阶段的“会见限制”，也已经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笔者 试图从一个反向的视角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探讨“会见限制”，力图为执法观念的改善提供一些思路。　　 一、审查起诉阶段的“会见限制” 所谓“会见限制”，指的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看守机关等有权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会见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或方法，对辩护人会见犯罪嫌疑人实行限制的做法。[]　　审查起诉阶段的“会见限制”，就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通过一定的措施或方法，限制辩护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机会、时间和便利。对于律师之外的辩护人，给予一定的会见限制被认为是正当的，也是合法的。而律师身份的辩护人，基于其职业特点的原因，会见限制的实行则面临是否正当的讨论。据笔者调查，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实施“会见限制”的做法主要有： 1、律师需要到检察机关开具“门条”(有的律师戏称其为“通行证”)-《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通知书》才能到看守所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2、在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向在押犯罪嫌疑人告知诉讼权利时，其均明确表示不聘请律师，甚至还表示过家属为其聘请了也不请，而其家属为其聘请了律师，受委托律师提出会见要求，以犯罪嫌疑人曾明确表示没有聘请要求而不批准会见。 3、因案件承办人尚未提讯在押犯罪嫌疑人，或者以此为由，推迟会见时间，甚至有些个别案件直至已起诉到法院而律师尚未能够会见到犯罪嫌疑人。 4、案件承办人经初步审查案件证据材料，认为可能对在押犯罪嫌疑人作不起诉或建议公安机关撤回案件处理，无需律师再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故不批准会见。 5、以案件存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二十条规定的情形，可以不予许可会见为由，实行会见限制。 6、已经安排过一次会见，律师要求再次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以已经会见过而不再予以安排。 二、审查起诉阶段“会见限制”的原因 审查起诉阶段出现“会见限制”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症结在于制度引进与传统执法心理的冲突的历史原因，在于“口供情结”、重打击轻程序的现实弊端，也在于有利于公诉观念上的自然倾向：第一，执法心理的转变未能完全适应辩护制度的发展。 在职权主义时代的中国，律师行业是不被重视的行业，律师(讼师)也被贬称为“讼棍”，由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漠视，律师(讼师)参与诉讼也是很难的。随着职权主义的逐步淡化而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刑事辩护制度而被引进和发展。尽管对于律师地位和作用逐渐被公众所认识，以“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为思想基础、以个人本位为价值观念的刑事辩护制度，仍然与淡化个人自主地位和独立价值、以国家本位、义务本位为主导价值观的我国传统思想文化、诉讼理念，长期不断地较量，相互撞击和磨合，及至法治张扬的今日亦未弥合[].传统观念中，和谐稳定是第一位的，尽管一再强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应当并重，但是受多年来“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影响，执法心理则更加强调追究犯罪和有效控制犯罪，而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人权保障，特别是忽视了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保障，如辩护律师对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 www.66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