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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率与税收级距的中美比较 中美两国税率和级距对征税总额的影响 个税收入占总税收比重分析 近十年来，我国个人所得税自2001年的995亿人民币逐年增长到2010年的4837亿人民币，增加了近五倍之多。尽管我国个人所得税在总量上有了巨大提高，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地位还是相当的低，占总税收的比率在6.75%上下浮动，近三年来甚至呈下降趋势。 美国个税总额亦然，从2001年的9715千亿美元开始逐年增长，但涨幅较小。尽管美国的个税在总量上有所提高，其个税占总税收的比重却没有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而是在50.84%上下波动。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个税地位明显偏低。造成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中国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税款大量流失。从2005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分项目收入比重看，工薪所得税占54.176％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占14.12％ ，两者合计占68.196％；企事业单位承包、劳务报酬等其他项目应交税所占比例较小，约占3.141％。这就意味着大部分非工薪的高收入者应交的个人所得税没有足额缴上来。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实行的是分税制，存在较多的逃税避税漏税，会造成所得来源多且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用交税或交较少的税，而所得来源少且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交税的现象。另一方面，我国的源泉扣缴不到位。中国高收入群体收入来源具有多元化、隐形化特点，收入通常直接以现金支付，并不通过银行转账，税务部门无法如实掌握个人的收入来源和收入状况。因而源泉扣缴只能管住那些代扣代缴规范的工资收入，高收入者却能通过税前列支收入、股息、红利和股份的再分配、公款负担个人高消费和买保险、现金交易等多种手段“合理避税”。 美国对富裕阶层的课税幅度是十分强的，为了防止富裕阶层滥用税收法规，“合法”逃税，1969年，美通过了关于征收最低税款法案。该法案的核心内容是用最低赋税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很多常规系统中可以抵减的费用，在最低赋税系统中则不能扣除。美国富人申报个人所得税时，要按常规系统和最低赋税分别计算出其全年应纳税额，然后取其中的多者申报纳税。除了征收最低赋税外，美国富人还不能享受很多税收优惠以及退税。 个税收入对财政部门的影响 财政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然各国民众对财政的关注度却不尽相同。总体而言，经济较发达国的公民对财政的关注度远高于经济较不发达国家的公民，这与各国公民的纳税意识强弱紧密相关。其中，个人所得税与公民个体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公民的纳税意识的强弱可从该税种的征收情况上反映出来。而强烈的纳税意识会带来与之对应的监管意识。 目前中国的税收分为四大类，共有二十八个税种，这些税种的最终负担者都是中国的老百姓，但纳税人平时除了关注与名义收入紧密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外往往忽视其他税种。以2010年为例，人们所关注的个人所得税只占我国总税收的6.61%，使得中国的财政预算制度没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导致财政预算几乎没有受到来自公众的压力。 在美国，个人所得税是第一大税种，为取得财政收入，调节经济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再加上其征收途径为个人自行申报，培养出纳税人较强的纳税意识。还是以2010年为例，美国的个税占总税收50.20%，使得美国的财政预算引起公民的广泛关注，财政预算的公布将面临非常大的公众压力。 由此可见，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较低导致的纳税人的缺位，是财政预算缺乏公众参与的重要原因。提高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将有助于激发公众参与财政预算决策的热情。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可以加强公民的权利意识、监管意识，使他们成为监督政府与政府官员行为的主力军。我国公民税收意识差，政府税收收入的获取不直接牵涉个人切身利益是主要原因。因此，要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并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就必须改革税制，使纳税人地位得以显现，从而激发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并监督其执行的热情，改变公众参与意识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面。 个税对收入差距调节的作用 我国经济目前处于转型阶段，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养老、医疗、就业保障机制还在建设中，因此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收入差距的任务仍然很艰巨，它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功能没有凸显，调节收入分配与稳定社会的是当前个税的主要功能定位。由于该税种在我国财政收入中地位偏低，故调节收入分配这一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贫富差距现象依然严重。 我国九四税改以后，形成的基本原则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税收以增值税为第一主体税种，所得税只位列第二主体，这种“双主体”税制结构的特点在于:重流转税、轻所得税、财产税相对缺失。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实质在于注重分配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在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上并没有所得税的效果好，反而会促使差距更大，在当前市场经济转型期个人所得税收入与个人财富的累计速度并不匹配，因此从宏观上说，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