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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翻译文学 在全球化语境下，各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明显，影响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文学翻译。 作为文学翻译产品的“翻译文学”由于其跨界性、复杂性、多变性近些年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指出:“翻译文学不仅是文学多元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其中最为活跃的系统。”［1］221中国学者乐黛云说:“翻译文学由于其进入了另一种文化语境，在另一种语言结构中，并通过译者个人的思想和语言习惯来表达，这就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翻译文学。”她进一步指出:“翻译文学应是本国文学的一部分则无可置疑。”［2］在国内多位学者对翻译文学的描述中，葛中俊的相对全面，他从五个方面来概括翻译文学的本质性特征:(1)翻译文学属于文学范畴;(2)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归附于译作语言;(3)翻译文学既可以指一类作品的总集，又可以指一种学科门类;(4)翻译文学价值的承担者和持有者是翻译家;(5)翻译文学在属性上与外国文学有所分别，与文学翻译分属不同的范畴［3］。翻译文学源于文学翻译，首先要有文学性。“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概念不同。”文学翻译”只是一个普通名词，它存在已久，强调翻译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翻译方法上要符合文学善美要求;而“翻译文学”是一个专有名词，它是文学翻译的结果，是一个集合概念。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只能被称为一部“译作”。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国家的群体翻译作品的集合才形成“翻译文学”，如杨义主编的《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按照阶段将翻译文学划分五四时期翻译文学、三四十年代翻译文学、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翻译文学、新时期翻译文学。近些年翻译文学史的编写，如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孟昭毅、李载道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吴笛的《浙江翻译文学史》等都证明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多元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佐哈尔强调的，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对文学多元系统所作的任何描述和阐释都是不充分的［1］221。翻译文学之所以获得独立的学科意义在于它在文学系统中的特殊功能:它对于译入语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译入语。①文学增添新的素材和形式。 这些功能在中西翻译史上都得到过证明:意大利著名作家兼翻译家塔尔凯蒂翻译并改写了雪莱的两部哥特式小说，引进了不同于本国文学传统的写作题材，从而促进了意大利文学在一定范围内的转型。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巨大改变与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无关系。关于这一学科的特点和研究对象，孙景尧说:“它的原产地是外国，经翻译移植才‘新生’到了本国。从语言来说它相同于本国的语言文学，而不同于原作的外国语言文学;可见它具有‘双栖性’。即既是本国文学，又是外国文学;与此同时，他既不是纯本国文学，又不是纯外国文学。这一跨国、跨语言、跨文学文化的‘两栖性’特点，就决定了翻译活动至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信息转换和沟通相容过程，也就注定了翻译文学本身就具有比较文学的性质，并且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4］这个居于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之间的学科其地位到底是怎样的，翻译文学与传统的翻译观是怎样的关系，所有的翻译都是翻译文学吗，什么是文学翻译经典化的因素?本文以当代翻译理论为指导，从以下几个方面回答这些问题。 一、翻译文学对忠实翻译观的解构翻译文学的概念在是解构传统忠实翻译观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中国传统翻译观认为，翻译就应该忠实地再现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从早期道安的“三失本五不译”、玄奘的“五种不翻”，到近现代马建忠的力求译文与原文不差分毫，译文读者能获得与原文读者一样感受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无论翻译方法上是“直译”还是“意译”，其基本思想都是以原文为根本，以“忠实”为核心。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也建立在忠实之上，主要有三种模式:早期的贺拉斯模式强调的忠实是可信赖的“忠实译者”对读者的忠实;以《圣经》翻译为中心的圣－杰拉姆模式强调上帝真言的绝对权威，要求对原文的“绝对忠实”;施莱尔马赫模式为代表的诠释主义学派，反对接受在漫长的中世纪教廷加给《圣经》的解释，信奉原作者对其作品有着最权威的解释权，强调翻译对原作者的忠实。18世纪以前的许多翻译理论家以直接实践为基础创立的经验主义翻译思想也提倡对原文的忠实，如泰特勒著名的翻译三原则:“一、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出原文的意思;二、著作的风格与态度必须与原作的性质是一样;三、译文必须含有原文中所有的流利。”［5］在三条原则中，第一条是基本原则，即内容忠实。他也承认，做到这三条译者必须具备原作者的才华。到了20个世纪50年代，在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翻译研究呈现科学化描写倾向。研究者中影响最大的是尤金·奈达。作为《圣经》翻译工作的主持人，他的翻译观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