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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 陈燕谷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社会制度，它的诞生、扩张直至成为一个囊括整个世界的全球体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现实，是任何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学者、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所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并不随着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而烟消云散，更何况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野蛮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时代。马克思的思想，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理论体系，尽管它本身应当甚至必须接受批判性的考察。这些可以说是我把握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社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19世纪产生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伴随着一种同质化想象，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本质上同质性的社会制度将以不同的速度逐步从欧洲扩散到整个世界。这种想象中的不平衡运动曾经使马克思担心，欧洲在建立社会主义时会遭到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亚洲的包围。但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使马克思的预言落空，而且促使人们把眼光从欧洲扩展到世界的各个地区，研究资本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复杂矛盾的历史过程。我笼统地称之为“世界体系理论”的那些思想家及其理论的和历史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考在20世纪下半叶的表现。从实践的角度讲，它们与19世纪殖民体系的解体，特别是与中国、越南、古巴等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从理论上讲，它们既是对作为冷战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直接的回应，也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同质性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和修正。从20世纪60年代起，弗兰克发表了一系列后来被命名为“依附理论”的著作，就是上述努力的重要成果之一。依附理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垄断结构和全球扩张，尤其是它在制造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即后来所谓第三世界）欠发达状态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与宗主国中心“典型”和“纯粹”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在很多方面甚至恰好相反的殖民地依附性资本主义，作出鞭辟入里的历史分析和理论阐述，成为战后批判的社会理论和发展理论最有价值的遗产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弗兰克在其90年代末出版的著作《白银资本》里断言，资本主义不过是马克思等人虚构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神话”时，我们自然就会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剧变”，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剧变”。在80年代（实际上要早得多），一方面“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陷入持久而深刻的危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里根—撒切尔革命，许多左派知识分子相继发生政治的和理论的转向。派瑞?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经济批判项文化批判的转移至此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弗兰克批判的锋芒也是在这个时候从资本主义转向欧洲中心主义的。我本人对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没有任何异议。相反，我认为这样的批判必须深入持续地进行下去，而不能仅限于作出某种象征性的姿态。在我看来值得考虑的仅仅是：对于资本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不是一件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事情？我认为不是。更重要的是，把二者分割甚至对立起来，对于理解、批判资本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都是有害的。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全面颠覆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理论，在他所开列的必须对欧洲中心主义社会理论负责的名单里，包括从马克思、桑巴特、韦伯到帕森、汤因比、波拉尼、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在内的许多思想家和重要学者，而且为了表示与“昨日之我”的彻底决裂，60年代~70年代的弗兰克自己也榜上有名。本文的分析，为了便于操作起见，仅限于和“世界体系理论”有关的那些作者。第一节依附性与欠发达：另类资本主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式和生产关系基础上的阶级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里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实际上，马克思这样做还有着更深层的理论考虑，那就是像物理学家那样，“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纯粹”形态。[1]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有其利，亦有其弊。其利自然是用规范的理论语言阐述典型而又纯粹的资本主义形态，说明在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关系中，与以往主要依靠超经济手段剥削经济剩余的社会形态不同，新型的权利关系怎样产生新型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其弊则在于历史资本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不纯粹的。这种不纯粹性在很长时间里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而在边缘地区它甚至可以说是那里的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例如，与中心国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雇佣劳动或自由劳动不同，边缘地区主要依赖于非自由劳动，但后者与前者一样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为同一个世界生产并提供经济剩余。换言之，关于资本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