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研究快速发展.docVIP

中国翻译研究在最近 30 年的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广，成果之丰，都是以往任何时期不能比拟的。这是当代中国翻译研究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起始时间可以说有三个互相联系的标志： 一是从纯粹的时间层面看，它始于 1980 年。这一年，作为《中国翻译》杂志前身的《翻译通讯》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编辑、出版和发行。虽然建国后曾经有过1950 年创刊、1952 年休刊、1953 年复刊、1954 年最终停刊的《翻译通报》，1980 年面世的《翻译通讯》或许仅能视作《翻译通报》在“休眠”二十多年后的延续，但毕竟名称与编辑、出版及主管部门乃至期刊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应当说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当下持久闪亮的中国翻译研究之光，正是由 1980 年发行的这份《翻译通讯》才真正开始燃点的。深圳翻译公司 二是从专业发展的层面看，当代中国译学较大发展的起始年是 1983 年，因为这一年，《翻译通讯》移交给中国译协作为会刊，并于 1986 年更名为现在的《中国翻译》，这标志着在组织结构上中国的翻译和翻译理论工作者自此有了自己研讨翻译问题的专业和理论园地。 三是从理论研究的层面看，中国翻译学的较大发展，是以 1987 年首届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召开为起始标志的。当年会议主要由《中国翻译》编辑部的罗进德、高峰等人筹备，7 月在青岛举行，本人有幸应邀与刘宓庆先生分别在会议第一天作大会发言，本人的发言题目为《关于建立翻译学》，阐述把翻译学作为独立科学学科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相关发言内容先后在《中国翻译》（1987年第 3 期）与《外国语》（1988 年第 1 期）刊出。刘宓庆先生的发言内容，则主要涉及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以及如何展开翻译研究的问题。 自此，与翻译学相关的种种问题即摆在了国内翻译研究者们的面前，先后引起争议，这些问题包括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要不要建立（或发展）翻译学的问题，翻译学的学科性质问题，翻译学的中国特色问题，要不要引进以及如何引进、如何看待外来（特别是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等等。回顾 30 年来中国译学发展的历程，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进步，是正如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们关于翻译的理论意识觉醒了，并且稳步向上提升了。广大翻译工作者，尤其是翻译研究者，都逐步认识到了翻译是一种有规律可循、有方法可用、有理论和原则可依的人文活动。虽然人们对“翻译学”的名称和学科性质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但学界的主流认识是，翻译研究应被当作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人文科学学科来发展，而且事实上已经如此或基本如此。对于这个事实，我们一方面要感谢翻译理论领域前辈们的思想贡献。从古时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到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到玄奘的“既需求真，又须喻俗”，到彦琮纵论译者专业要求和人格操守的翻译“八备”、“十条”，再到现当代严复的“信达雅”、鲁迅“宁信而不顺”的“异化”观、以及傅雷“神似”和钱钟书“化境”等翻译的“归化”主张，正是这些开拓性的翻译思想，以及当代学人对前辈思想所进行的耙梳整理（如罗新璋、马祖毅、刘靖之等人作出的努力），才使得我们在理论意识觉醒和提升上有所本。笔译服务 另一方面，我们也无可讳言地应当感谢外来（主要是西方）的翻译思想和理论，是这些非我族类的“异域”思想和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理论化翻译的不同范式和途径，使我们在认知翻译、解释翻译的过程中有所参考。虽然对外来翻译理论和思想我们不应该、也无法照搬，但它们当中许多对我们有益的成分，是我们不应当拒之门外的。不同的翻译传统和思想体系，蕴含着对其它体系可能有用的东西，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从根本上不应排斥，而是应当虚心学习、批判性地接受和建设性地发展。 30 年以来我们对于主要包括西方在内的外国翻译思想和理论，从古到今，都有了较全面、深入的认识，例如我们通过外来思想的引进，认识了古罗马西塞罗关于区分“直译”和“意译”、贺拉斯关于“译者忠实性”、昆体良关于“译作与原作竞争”、哲罗姆关于“圣经翻译用直译、世俗文学用意译”、奥古斯丁关于“圣经翻译靠上帝感召”的论述，认识了文艺复兴时期但丁关于“诗性不可译”、近现代翻译大师路德关于“翻译必须使用大众语言”、多雷关于“翻译的五规则”、德莱顿关于“字译、释译、拟译”、泰特勒关于“翻译的三原则”、歌德关于“逐字译为翻译最高境界”、施莱尔马赫关于“异化与归化翻译”、阿诺德关于“译文最佳评判是学者”、纽曼关于“译文最佳评判是一般读者”的论述，也更是认识了当代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观、费道罗夫的“翻译等值论”、穆南和卡特福德的“翻译语言学观”、霍姆斯的“翻译研究系统论”、埃文 - 佐哈尔的“翻译与多元系统论”、图里的“翻译描写论”、弗米尔和赖斯的“翻译目的论”、勒菲弗尔等人的“翻译操纵论”、“翻译文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外来思想和理论，不论国人接受还是不接受甚或抵制、排斥，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