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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结课论文联系到中国近代史，大陆学者普通以为，英国策动的侵犯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一个起点，此后，英、法、美、俄、德、日、意等天下强权先后参与大约策动对中国的侵犯，中国在列强的武力压迫之下“门户开放”，主权沦丧，本国人在中国自在出进，能够任便在中国经商、办厂、办学和传教，路矿利权紧张外溢，中国的内河和领海失往屏障，从北京到秦皇岛的出海口等十二处地方由本国驻兵，大片地盘被割让，十多个城市设有本国的租界，还有旅大、威海、胶州湾、喷鼻港新界、广州湾以及澳门等本国的租借地，全国几乎都被本国分别为势力范围。云云主权国家，其何以堪？有识之士，能无抚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忧国忧民者常常为此发出呼吁。三元里抗英、广州反进城妥协、太平天堂的反对本国侵犯、各地连绵不断的反洋教以致北方爆发著名的义和团爱国运动、1905年抵抗美货运动、由抗议巴黎和会处理山东成绩不公激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上海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以及大革命期间响彻全国的“打倒列强”的呼声，在在阐明反帝妥协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以后，百姓政府掌管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也赢得了全国各政党包孕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群众的支持。非难帝国主义侵华，正面评价中国人民、政府的反帝妥协，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研究这个课题，很大约是两岸学者较少有原则分比方的地方。 帝国主义侵华惹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中国学界曾爆发热烈的争叫。经过思想理论界的反复讨论，学界相当多人士赞成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共地方于1929年2月在自己的一份file中采纳了这个概念。三十年代末中共地方、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国情时，便是根据这个概念来立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体认，是确立中国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工具、革命的出路的根本出发点。对这一点，台湾的学者批评其非，是不遗余力的。本文限于篇幅，不大约展开讨论。仅指出，采纳这个概念，对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是至为紧张的。俺们每每夸大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妥协，便是以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这个认识为根据的。 如果说对帝国主义侵华这一史实两岸学者尚无大的原则分比方，那么，对付近代中国的反帝，大约认识就不尽分歧了。仅举一例。张玉法教授在一篇书评中说；“不可否认的，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犯非常紧张。到八国联军之后始趋缓和，缓和的原因，普通的解释回于门户开放政策，该书则回于义和团的阻赫。义和团式的排外，实是无可鼓励的。”八国联军之役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犯能否缓和了，尚待讨论。此处仅就义和团立言。1900年弥漫于华北、京津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彼岸学人每每相沿旧时学人的看法，指义和团为“拳匪”，为笼统排外，轻易加以否定。义和团起自乡间，本是农民自觉构造的一种比较散漫的构造形态，因本国势力深进穷乡僻壤，更因民教胶葛，衙府庇护教民，损及农民利益，于是揭竿而起，号称“扶清灭洋”，后得官府支持，进进京津。它们以血肉之躯，勇于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剿灭，虽然失败是难以避免的，但它们身上所表现的中华民族反抗外敌侵犯的民族精神是值得称颂的。它们的“排外”，是中国人民的反帝妥协的初级形态，其缺点当然是明显的，但它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挥了中国人民的民气，使得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也不能不叹息欧洲人无此脑力和物力统治中国，“朋分中国实为下策”。义和团失败以后，国内多有骂义和团为“团匪”、“拳匪”者，但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义和团的功绩。1901年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中国留门生刊物《开智录》发表文章，称颂“义和团此举，实为中百姓气之代表”。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说“三民主义”，也称颂义和团：“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此决战苦战之后，本国人才晓得，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与此相反，此岸学者以为历届政府颟酣、腐败，对付形成中国的落后是有责任的，尤其对付统治者对外敌的侵犯不能构造有力地抵抗，面对强敌，俯首乞和，形成近代中国屈辱悲惨的历史，是应该遭到非难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6年的英法联军之役、1864年俄国出兵霸占新疆伊犁地区、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及俄军霸占东北地区、1904年的日俄战争和英国侵躲战争、1914年日本出兵山东、1931年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等等，此荦荦大者，都是政府不能构造有力抵抗形成割地赔款、主权沦丧的著名例子。中法战争不败而败、胜而求和；甲午战争实行“避战保船”，即是解除北洋舰队的武装，不只拱手出让制海权，而且拱手出卖了北洋舰队，这两次战争的失败，李鸿章都不能辞其咎。至于九一八事变，明示不抵抗，更遭到国人批评。有人以外敌强大、中国落后为词，提出抵抗不是下策，求和才是出路的主张，是站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