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区级非物质文化.docVIP

东城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项目简介 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办公室 2009年8月 一、毛猴制作技艺 毛猴的诞生据说在同治年间，在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有一家名为“南庆仁堂”的药铺。店中的小伙计受到帐房先生欺负，便决定用中药材塑造一个“帐房先生”。他选取了辛夷做躯干，又分别截取蝉蜕的鼻子做脑袋，前腿做下肢，后腿做上肢，用白芨一粘，一个人不人、猴不猴的形象便出现了，就这样无意间世上第一个毛猴诞生了。 令人遗憾的是，毛猴技艺经上世纪20-30年代的短暂辉煌后，很快失传了。直到上世纪50年代，经曹雪芹第19代世孙曹仪简先生钻研与实践，毛猴这门独特的艺术才得以重新传世。胡絮青老人见到他的作品后，很是欣赏，大加赞誉，并写诗一首：“半过猢狲献京都，唯妙唯肖绘习俗；白描细微创新意，二味饮片胜玑珠”。 2008年，邱贻生正式成为曹仪简先生的关门弟子。 毛猴的制作主要有三大特点：“就地取材”是毛猴制作的首要特点；其次，器材简单，综艺组合性强；最后是个人特色。从风格特点来说，汪、钱时代的毛猴只是民间中流传广泛的玩具，直到曹仪简时代，才把毛猴从玩具变成了艺术品。曹仪简的毛猴作品是“毛猴漫画”的创造者，反映政治题材，揭示出许多的人生哲理，是开创毛猴大型作品的创先者。而曹仪简的关门弟子邱贻生的毛猴作品回味着过去“京味儿毛猴”，气派十足，完善了毛猴文化，揭示当代社会人生哲理。 “毛猴”通过多样化的肢体语言，不仅可以再现老北京的风土、市井文化，同时它们又寓含着丰富的讽刺、诙谐与幽默。不仅在老题材表现上融入了更多的布景和道具，也在新题材的创意中使毛猴艺术赋予了时代感。 二、王氏装裱工艺 装裱技术最早出现在晋代，史籍中最早关于书画装裱记载的是唐代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装裱技术在唐代蓬勃兴起，到宋代书画的装裱继承了唐代传统又独创新格，其成就之大是装裱史上最高水平，直至今日还有许多装裱形式仍然延续宋代的做法与叫法，如著名的“宣和裱”。清朝在宫廷中有许多专门为皇室服务的装裱师，他们皆是书画装裱修复的高手，及至民国宫廷中许多皇家御用装裱师流落到民间，使得民间的装裱技术又有很大发展。 1924年，16岁的王殿俊在鼓楼前的著名老字号黎光阁拜琉璃厂玉池山房名师马秀严、赵叔云为师。后王殿俊自立字号“华轩阁”。由于他技艺精湛，民国时期就享誉京城。1946年，其长子王庆仁（1933年生）随他学习装裱；1988年，王庆仁长子王旭在北京画院随王庆仁学习装裱技艺；2001年，王旭的外甥徐建光随王旭学习装裱技艺，至此王氏装裱技艺传至第四代。 王氏装裱注重作品的整体风格把握，其装裱修复的作品注重画心的布局构成。王氏装裱极注重用料，所用宣纸均是上好的安徽径县所产宣纸，绫绢都是产在杭州的优质品。为防止古旧字画在修复中崩裂，他们采取独特的封缯方式，使得珍贵的古画不会被损伤。王氏装裱用独特的云头图案贴袢和全云头图案绶带作为独特的装饰和自己风格的标志。 1951年，王殿俊与长子王庆仁在颐和园修复园内收藏的皇家藏画长达10年之久。其中，其所修复的荷兰油画家华士·胡博的作品《慈禧画像》，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用修复国画的方法修复的油画，为中国的文物修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装裱工艺与书画艺术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互相依存，共同提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没有装裱工艺，书画艺术就不成其为完美的艺术。现在第二代传人王庆仁已是76岁高龄，但他仍经常为装裱事业献计献策，发挥着余热，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目前，在北京画院的王旭和徐建光继续着他们的装裱工作，各方面的领导都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关心与支持，使得他们在装裱修复事业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三、蒙镶錾雕工艺 北京“蒙镶”金属錾雕创建于1862年（清代同治年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当时中央集权掌控各地政府，包括蒙古、西藏等少数名族。每年要将大量的具有民族信仰的佛教器皿、法器、雕塑等供奉给皇宫。在北京安定门外的外管斜街曾是内地与外省的联络处，同时驻扎着各地与本地的“蒙镶”金属錾雕工艺的民间艺人和作坊，宫中和寺庙里与宗教相关的法器都由他们来制作。而当时最有影响的是石醒非创办的“石醒非银蓝作坊”，他的许多师兄师弟都他的作坊中做活，大部分佛教法器都由他们承做。比如雍和宫里面的大小佛像、佛塔还有三米高的宗喀巴像等都出自他们之手。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也叫“石醒非”（名号）接管，但同时师兄师弟也各立门户，最后分流成大致三户。 以“石醒非”为首的私人作坊：康文生、裴万凯、何兰锦、李东水、李根起、刘福贵等在北新桥的雍和宫附近，主要做佛活。 以郝汉民为首的私人作坊：李群茂、尚科员、崔国华、石随心、刘某某、左某某等在东大街附近，主要做素铜。 以韩英才为首的私人作坊：赵殿起、周常清、万金等在北新桥的雍和宫附近，主要做民族日用品。 民国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