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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研究与启示 金融控股公司已经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要组织制度，通过其控制下的从事存款贷款、保险、证券和其他金融业务的子公司实行多样化的金融混业经营战略。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中逐步改变了对金融机构具有控制性利益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待遇，对其施加了一些新的法律责任，突破了传统公司法中的有限责任制度。这就是逐渐发展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制度。 加重责任制度的发展表明了金融监管制度的急剧转变和对传统的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制度突破。 由于美国金融控股公司在加重责任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研究其发展过程、具体内容、理论基础和实践结果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 加重责任的主要内容及发展 美国金融控股公司加重责任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完全或部分地保证其所管理的子公司的清偿能力，向其不能清偿债务的子公司重新注入资金，或向政府机构赔偿因子公司经营失败而给公众债权人（例如存款人）造成的损失，或赔偿公共保险基金（例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政策。 加重责任采取了资本维持承诺、力量之源原则、交叉担保条款、及时改正措施等方式。这些监管制度创新最初是针对银行和储蓄机构而施加的法律责任，现在逐步扩展到保险控股公司等其他金融性的控股公司。 　　（一）资本维持承诺 　　联邦储蓄管理机构最先在金融控股公司中推行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制度。资本维持承诺制度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存款机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促使监管机构实行新的监管措施，避免清算陷入财务危机的存款机构，其目的是保护联邦保险资金免于损失。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批准储贷控股公司收购新的储蓄机构时，联邦储蓄管理机构实行了一种新措施，要求控股公司收购者明确保证其意图兼并的储蓄机构的清偿能力。否则，联邦储蓄管理机构将拒绝其收购申请。这些协议在业内曾被称为“净值维持协议”，后来被称为“资本维持承诺”。 1984年，监管机构首次发表政策声明，解释实行资本维持承诺的原因，支持资本维持承诺的理论焦点是母公司存在的利弊。 该理论认为母公司的弊端是，资本水平降低的母公司对其银行子公司不利，将剥夺子公司的资本，造成子公司的破产，导致联邦存款保险资金的损失。母公司的利益有两方面。第一，母公司控制参加联邦保险的子公司的业务活动。第二，当即将倒闭的子公司获得存款保险资金的支持时，已经存在财务困难的母公司可能将从中受益。以上述理论为基础，联邦监管者认为，当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子公司获得联邦存款保险资金的支持时，母公司将获得间接利益。因此，本来为提高储蓄机构资本水平和增加存款者信心的保险资金投入，却保护了母公司免于财务困难。通过在使用保险资金之前要求母公司投入资金，可以促使母公司对参加联邦保险的子公司谨慎管理。 　　最初，资本维持承诺对收购获得联邦保险的储蓄机构的公司并购的条件是严格的，储蓄管理机构要求控股公司申请者对储蓄子公司做出开放式的财务承诺，公司收购者必须同意维持监管所规定的储蓄子公司的最低资本水平，对注资额和期限未做任何限制。联邦监管机构通常按照标准条件目录有条件地批准控股公司的收购协议而得到这些承诺。 随着形势的发展，资本维持承诺的条件逐步宽松。1988年，联邦监管机构发表政策声明，废止以前有关开放式的资本承诺的政策，对已经参加联邦保险的储蓄机构的公司收购实行较为宽松的责任。在90年代初，储蓄监管机构已大部分放弃了对收购加入联邦保险的储蓄机构的收购公司的一些资本承诺要求。 至1993年，资本维持承诺不再是联邦储蓄监管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资本维持承诺政策的效力，联邦监管者一开始就辩称其是政府监管权力的善意扩大，一些司法判例也支持这种权力扩大的观点。例如Kaneb Servs. Inc. v. Federal Savings Loan Ins. Corp案判决认为，对储蓄机构控股公司施加的限制红利分配的条件具有法律上的执行力，因为议会授予监管机构广泛的监管权力，这些权力包括限制红利分配的自由裁量权。 80年代中期以后，倒闭的储蓄机构日益增多，政府对资本维持承诺的执行日益普遍，越来越成为承诺者的财务负担，它们开始质疑和抵制该承诺的执行。由此产生了许多阐述资本维持承诺的效力的行政和司法观点。 例如，重要的Akin v. 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案和Wachtel v.Of ficeofThrift Supervision案都说明了资本维持承诺效力的不确定性。通过上述案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资本维持承诺制度与储蓄机构控股公司实行的其他传统监管责任相比并不具有相同的法律基础。 　　（二）力量之源原则 在银行业，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才产生。这就是联邦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