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评王铭铭《社区的历程》.docVIP

曹树基：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 ——评王铭铭《社区的历程》 2009年07月17日 星期五 22:40年青的王铭铭可能是国内近年来著述最丰的人类学家。他的著述包括社会人类学理论和田野调查两方面的内容。从已经发表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来看，他对于人类学尤其是西方“汉学人类学”的发展及其理论，有着相当全面的把握和理解（1）。他的工作，对于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人类学，已经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然而，当我怀着更为浓厚的兴趣涉足他工作的田野，读完他的《社区的历程》（2）（以下简称《历程》）一书后，却对他所理解和采用的“社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以致于笔者一次次掩卷自问，究竟什么是社会人类学？什么又是中国的社会人类学？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历程》一书的内容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评价。据王铭铭（以下简称“作者”）在《导言》中自述，《历程》的第一至六章描述福建溪村陈氏家族在明初到清末之间的历史，主要内容是关于陈氏家族如何形成、又如何获得独立的地权、聚落分化、制度化的通婚地域和创造自己的社会—经济组织。第七至十二章是关于陈氏家族社区在民国以来至今的经历，其基本背景是本世纪以来新国家的成立造成的“国家文化”对乡土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的渗透和冲击，以及地方社区一个世纪以来对政治运动和“规划的社会变迁”的反应。（P8-9）简言之，作者以“国家—社会”作为分析框架，以福建溪村陈氏家族社区的经济、文化、社会演变史作为叙述架构，力图从一个家族社区变迁的历史中展现大社会的场景并完成主题的论述。 这一构思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按照我对社会人类学的理解，作者理应深入溪村，广泛细致地搜集大量的资料，对溪村人民的生活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和体验，然后按照某种选定的叙述方式或理论框架，展开对溪村人民历史和生活场景的生动描述，并在描述的过程中展开对主题的证明。可惜的是，在《历程》中，我们很少看到这一切，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居然被理论切蹉和论战所取代。这种理论切蹉和论战，也可称为“对话”。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有如下解释： 有一次，胡鸿保兄在电话中批评我写作时引的外文太多，与国内那些直抒己见的学者相比，显得十分“崇洋”。他大概特别指我的《社区的历程》那本书。不过，胡兄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在引用国外观点的时候从来都是带着修正和补充的目的展开的，我想用自己的实地考察资料来回答汉学人类学界存在的问题，通过这个做法来达到文化沟通的目的。（3） 作者真的是用自己的实地考察资料来回答汉学人类学界存在的问题？他的作法真的达到了文化沟通的目的？通读《历程》，我们得到的是相反的结论。 一　传统家族的描述：创新还是重复？ 《历程》第一部分的各章对溪村的传统家族进行描述。由于作者的主要精力倾注于理论对话，这一部分内容因此显得枯燥而乏味。以第三章《通婚地域与区域联系》为例，可见作者研究的一般程式。 在第一节《族际交往》中，作者首先征引弗里德曼在研究中国东南沿海的家族时提出的两个问题：一是地方化的宗族之间是否有通婚关系？二是地方社区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弗氏的主要论点是：宗族之间的关系往往采取“远交近攻”的途径，也就是说，邻近的宗族之间常常会发生分化和械斗，而离得较远的宗族之间关系比较亲善。作者又引裴达礼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弗氏观点的修正，指出这一修正是存在问题。接着，作者指出：“汉学界相当普遍地过份强调族间械斗。例如哈里·拉姆利对闽南和粤东家族械斗的研究，主张闽南和粤东的家族械斗的根源，在于邻近家族对有限的土地和资源的争夺。从而进一步肯定了弗里德曼的早期说法。” 作者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王铭铭说：“弗里德曼、裴达礼和拉姆利的观察，只符合特定状态下的家族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婚姻作为创造和巩固家族村落之间互相联系的机制这一方面。裴达礼认为，有姻亲关系的家族常因械斗而相互禁止通婚。在溪村，常年械斗的家族之间一般并不通婚，一般有通婚关系的往往能够保持和好关系。拉姆利认为，因为地产和资源的纠纷可能导致邻村械斗。这在溪村也常存在。”例如，陈氏家族在聚落扩大的过程中，与异姓争夺土地和住所。“但是，一当聚落发展较为完整，一般在不同姓氏的宗族之间可以达成协议。并且，向外移民也可以部分解决土地和资源的短缺问题”。 作者在大约1000字的篇幅中迅速完成了对弗里德曼等三位汉学人类学家关于族际交往理论的征引、评述和修正。在我看来，裴达礼及王铭铭对弗里德曼理论的修正都是不必要的。因为，弗里德曼的“远交近攻”实际上蕴含着婚姻在族际通好中的作用。拉姆利所称邻村的械斗常因土地和资源纠纷所引起，只不过如王铭铭所批评的，仅仅是“进一步肯定了弗里德曼的早期说法”。从学术史上看，裴氏和拉姆利的观点都是不值得评述的。而作者自陈“常年械斗的家族之间一般并不通婚，一般有通婚关系的往往能够保持和好关系”的观点其实也并不与裴达礼“有姻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