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华社会立法的理念革新与技术保障.docVIP

民生立法的理念革新与技术保障 刘光华 【内容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七个法律部门中，相比之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与诉讼程序法等五大法律部门，地方立法在社会法、经济法的完善中发挥着独到的作用，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是中央立法所无法取代的。中国社会与法制正在经历的历史转型，决定了新旧两种不同体制下相冲突的立法理念与技术将长相并存，使得以民生为主要关注点的社会立法活动将在“权力——责任”为特征的立法技术的搀扶下继续与“行政立法”理念结伴同行，所有这一切，将不可避免地引致当下正在高歌猛进的地方社会立法及其法律产品的内在缺陷。亟待从民生和社会立法本性出发，明晰民生立法所应追求的价值理念和立法的保障技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作出努力。为此，本文立足于作为独立法部门的社会法所具有的应然属性，通过比较传统公、私法立法理念和技术，依照社会法律产品的基本生产要素（如法律生产技术、生产流程、生产标准、原材料组合等），从立法理念、法律主体、法律关系、法律规范及法律文本结构五个方面，讨论了地方立法层面保障和促进民生的社会立法需要注意的立法理念与技术创新问题。 【关键词】民生 社会立法 地方立法 立法技术 立法理念 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一方面它表明了，现代民主法治理念下成文法律规则在中华大地上第一次里程碑式地实现了体系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大厦的主体框架初步完成；另一方面，它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后体系化时代”。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立法内容的实然化和立法技术的精细化，已然是未来中国法治的首要命题。 中外法治实践和现代法学理论均已证明，社会法调整和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地之一便是民生领域，再加之其专门的立法特征（如针对身份化的主体进行专门立法调整；不同地方立法社会保障项目与标准的设定因地而异，等等），决定了地方立法在现代社会法、经济法的法治进程中发挥着独到而重大的作用，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是中央立法所无法取代的作用。也即，在以“实然化”和“精细化”为特征的“后体系化时代”，较之于中央立法和其他民事、刑事和行政立法，地方立法在社会经济立法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方面，必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以市场化导向为特征的改革开放，就是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地方特别是四大“经济特区”的授权经济立法，通过现代性和地方性特质较为突出的社会立法来得以实现和展开其法律层面的。所以，法治实践中，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社会立法对特定地方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对相关地方立法理念的更新与立法技术的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会法作为现代社会的新兴法域，关于其性质、特征的一些基本理论已在中外法学界达成了共识，具体到中国的现实国情——由旧的高度行政集权计划体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可能是由于转型期的时代局限性及其法律调整对象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两种不同体制下相冲突的立法理念与技术并存的社会尴尬；也可能是因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使得社会立法活动在“权力—责任对等”立法技术的掺扶下继续游走在“行政立法”的理念中。正因此，实践中的社会法、经济法常常因为其政府管理或主导色彩而被误读为行政法（即“社会行政法”或“经济行政法”）。总之，这种立法技术、立法流程和立法标准的混乱与并存，导致了社会立法活动的成果即社会立法产品本身不可避免地存有内在缺陷。换句话说，社会法律产品的先天缺陷，使得相关社会立法呈现出浓厚的“权力本位”和“行政管理”特征，“有法不依”、“部门割据”等成为社会管理领域的常态。社会立法名不符实、徒具法形。 然而，社会立法理念和技术的错位与混乱现象不可能长久地压制社会管理及其法治实践的内在需求。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的“加强社会管理法律建设，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法律规范的功能。”实际表明最高决策层已经充分认识到既往立法理念和技术存在的问题。这样假设：如果社会法是（社会）行政法，那么现实无需内生出“社会法”这一新鲜名词，也不存在“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法律规范的功能”的说法，行政法律规范可以一枝独秀地担当起民事、刑事法律规范的调节功能，而这显然是不成立的。而“加强社会管理法律建设”的提法，则映射出现实法制实践中按照传统行政法的理念和技术来构造社会法的现实存在。事实上，只有符合现代社会法和经济法的目的取向的立法宗旨和综合调整的立法技术，才有可能并有必要“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法律规范的功能”。这样，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且独属于社会法部门的社会管理法律建设，为什么社会法需要以及如何才能在社会立法中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法律规范的功能？反之，如果每一个独立的法部门都产出着不同的法律产品如民法、刑法、社会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