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治政医学的人文精神面临技术和资本的严峻挑战.doc

医学的人文精神面临技术和资本的严峻挑战 2010年11月17日 北京青年报 文∕杜治政 大连医科大学 教授 ■编辑说话 在市政府的指导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市教委和韩国高教财团联合主办的“北京论坛”日前举行。此次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责任与行动”为主题的学术盛会，首次设立全民健康分论坛，探讨医学的良知和承诺。其中，大连医科大学杜治政教授《资本、科技与人性化医学》的发言，深刻揭示了在当今形势下保卫医学人文的重要性。 编辑认为，这个发言虽然是学术的，但对当下所有医学涉及的人们，无疑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下面是对杜教授发言的精编。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医务界仍是坚持医学是仁术、医生的天职首先是为病家谋利益这一宗旨的。随着一系列先进医疗技术的诞生，不但使先前主要依靠医生个人经验的医学获得了强而有力的技术和技术装备，大大延伸了医生的眼、脑及其他各种功能，医学在许多疾病面前变得有所作为，同时医学也因先进的技术装备而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经验医学也因此演进为具有先进技术装备的现代医学，医生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先进技术装备的现代医学带来四种意想不到的后果 　　一是医生开始离开病人的床边，其精力更多地花在与各种技术打交道上，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医生与技术设备的关系取代，临床医学逐渐变为临技医学，病人的躯体成医生与技术交流的客体，医生看病省略了详细询问病史、切实的床边检查；病人看医生变成了单纯地接受各种物理、化学检查及根据检查结果取药、手术或接受其他的治疗。技术成为主体，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变成了医生与技术的关系。 　　二是越来越精密高效的技术给医生带来的巨大声誉与权威，这不仅产生了社会对医生的崇敬，同时也引发了医生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医生的兴奋点由病人转向各种高精尖先进技术的探索，病人生命安危的理念在他们心中悄悄地淡漠了。正如医史家罗伊·波特所说：“医学有时似乎是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很少考虑它的目的和价值，甚至个体的痛苦。病人被看作为‘问题’，导致活体检查和实验室化。”一般说，手段与目的尽管相互关联，但仍有着根本的不同。医学为解除病人痛苦寻求技术，技术是作为手段而服务于治病救人这一根本目的，这与为技术而技术是根本不同的。这一变化导致了手段与目的换位，手段成为目的正是现代医学人性逐渐消失的重要根源。 　　三是由于对技术的崇拜进而无限制地对人体进行技术干预，医学处于人体生命的有限性与技术的无限性的矛盾中，人体生态环境遭遇严重破坏，人兽混合胚胎、克隆自我、工具胚胎、人造生命等医学新成就的出现，恐惧甚于希望的心情笼罩于当今人们的心目中，将人作为工具的医学使医学在某些领域一时善恶难分，并在无意识地将医学推向由善而恶的边缘，技术万能论使医学处于异化自身的进程中。 　　四是技术万能论者相信技术带来的问题，一定能够通过新技术得到克服，但技术产生的问题越多，需要的新技术越多，而更新的技术又引起更多的问题，作为医学对象的人在此种情况下越来越碎片化，离整体的人越来越远，医学家们将这种越来越深化的研究，亦即人的碎片化视为自己最大的成就，而这种成就后面往往是医学人性的消失。 　　医学技术进步引发的四种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资本进入医学而变得更加严峻起来。 　　■资本给医学人性致命一击，五种负面医疗登场 　　在资本全面入侵医学的情况下，医学在异化，医生的角色也在发生转换。医生在治疗疾病、完成医院经济指标的同时，也是药品与器械的推销员，医学也逐渐从治疗疾病走向制造疾病，从治疗异常体征走向治疗正常体征，从满足保健需求到满足生活需求，从医疗服务走向非医疗服务。这正是当今医学所面临的背景，也是医学人文面临的背景。 　　医学资本化的负面后果，集中反映在当前五种负面医疗的登场。 　　第一是过度医疗。早在1994年，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50%的剖宫产、27%的子宫切除、16%的扁桃体切除等等是毫无必要的，而今过度医疗愈演愈烈。2010年1月《柳叶刀》在其网站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剖宫产率高达46.2%，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上限3倍以上；我国冠心病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应用率达90%至95%，而一般要求控制在20%左右；CT检查我国卫生部要求阳性率要达到80%，而我国的CT检查阴性常在80%，100人在CT检查中有80人没有任何症状；至于抗生素的滥用，现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些基层医院甚至达到72%至78%。 　　当然，过度医疗不都是资本助推的产物。病人对医学技术的迷信，以为药用得越多越好、检查越高级越多越好的心理；医生们为了保险，避免医疗责任，都是过度医疗泛滥的原因，但当今过度医疗如此严重与普遍，无疑是资本发力的结果。 　　第二是炫耀性医疗的出现。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于1899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