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权利保护需要法院介入.docVIP

律师权利保护需要法院介入 　　杨涛 　　广州两名律师因为办理刑事案件时一直未能会见到当事人，将公安机关告上法院。法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律师有权会见嫌疑人，有关机构也应给予配合，在律师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律师与公安机关是平等主体，不属于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因此本案不属于行政案件。因此，一审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南方都市报》6月25日) 　　要将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公安机关未能安排及时会见到当事人作为行政诉讼案件，从现行的法律规定看来，的确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而应当是司法行为，但司法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两名律师的正当权利，恐怕不能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来解决。 　　那么，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利如何得以保护呢?笔者注意到，判决该案的法官认为，本案中两名律师难以实现会见权，应该向检察机关反映，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适当。然而，我们要问的是，向检察机关反映能有效维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利吗? 　　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尽管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的行为进行法律监督，但是除了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以外，其他的监督措施是软性的，一般只能提出检察建议，是否纠正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公安机关自身的自觉。更为重要的是检察机关作为控方，基于打击犯罪的使命和追求诉讼胜利的内在冲动，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护作为对手的律师的权利，值得让人怀疑。 　　但是，笔者也不主张公安机关未能安排及时会见到当事人等在刑事诉讼中的行为在法律中规定为行政诉讼案件，列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为，行政诉讼毕竟只是事后的监督，相对于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权利保护的迫切性来说， 是远远不够的。也许诉讼下来，律师赢了，但律师及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的侵害却难以弥补，律师提起诉讼目的因此根本就无法实现。 　　理想的制度设计应当是让中立的法官及时介入刑事审判前的有关程序中，负责受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从刑事案件的立案后到判决生效前整个阶段中对于犯罪嫌疑人及律师的权利的侵害。只要律师有证据证明其权利受到侵害向法院提出保护的请求，法院经过简易程序的审理，即可作出裁定强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停止侵害行为或履行其法定的义务。 在刑事审判前由中立的法官及时介入刑事诉讼，以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权利，制约国家公权力的滥用，在西方法治国家早已是传统，并成为他们法治制度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国家的法官在刑事诉讼审判前的程序无权介入，在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权利和制约国家公权力的滥用上无所作为，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刑事诉讼乃至于法治建设中的一大缺陷。我们期待着此案的审理能给让立法者清醒认识到法官及时介入审前程序的重要性，及时让法律完善起来。减刑与假释公开听证审理 　　杨涛 　　最高人民法院昨日表示，为保证减刑、假释案件的透明与公正，今后，对减刑、假释案件将一律实行公示制度和有条件的公开听证制度。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决定，从今年6月至明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减刑、假释工作的专项大检查。最高法院负责人介绍说，这次大检查的重点是2001年以来各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情况。(《新京报》6月27日) 　　减刑与假释是指对判处一定刑罚的罪犯，根据其服刑期间的具体表现，依法减少其应服刑期限或附条件予以提前释放的一种制度。减刑与假释影响到罪犯自身与社会的重大利益，所以，如果说对罪犯判处刑罚是第一次审判，那么对罪犯的减刑与假释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审判。因而。对罪犯的减刑与假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用之得当，则有利于罪犯的教改造，用之不当，则加剧罪犯抗拒改造的心理，也会引起群众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 　　然而，依据现有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的实际操作，人民法院对于罪犯的减刑与假释裁定的程序，并非是一个能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完整意义上诉讼程序。这主要体现在：一是书面审理，人民法院对于减刑与假释都是不开庭的书面审核裁定，法官对事实证据的认定依靠书面材料，缺乏庭审的直观印象;二是只依据监狱的一方的证据与材料，缺乏听取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三是减刑与假释裁定整个过程不公开，缺乏透明度，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四是受减刑与假释裁定影响的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缺乏救济途径，无法有效地对裁定提出异议。因此，尽管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减刑与假释进行监督，但因为减刑与假释本身程序的缺陷，这种监督效果非常有限。司法实践中，减刑与假释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正的信心。 　　最高人民法院在不违背现有法律的强行性规定下，积极探索，对减刑、假释案件要求一律实行公示制度和有条件的公开听证制度，这是一种对司法进行改革的有益探索，笔者认为值得称道。首先是公开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