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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日期：2008.09.01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正文： 本报记者 王建新 摄 梅建平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沃顿商学院金融机构研究中心学者。先后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纽约大学金融学副教授、芝加哥大学访问副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并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 日本东京城区林林总总的商铺 IC 本报记者 胡敬艳 实习记者 蒋将 北京报道 “日本病”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是日本政府比较强势，使得日本企业缺乏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的破坏”。 大幅地降低政府消费/投资的挤出效应，将成为激活中国消费者活力和提升内需的一种现实路径。 日本曾经创造了一个神话。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日本几乎达到年均9%的发展速度；但从1974、1975年以后进入一个转折点，这个阶段基本上是从197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期，日本基本上维持年均4%的经济发展速度；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日本的年均发展速度降至1%左右。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日本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是-2.4%，可见经济衰退已经相当严重。 近期，梅建平教授曾两次东渡日本“取经”。 经过考察，他感触颇深，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吸取。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他认为实际上是走了与日本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展的一条很相像的道路。虽然政治体制有所不同，但是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回想也就是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国际上曾经有很多学者预计日本的经济发展规模将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赶上美国。但是近20年过去了，日本现在的经济规模连美国的40%都不到，其在经济增长上损失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教训惨痛。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中国应该深入研究这个所谓的“日本病”，以避免厄运在中国重演。 “杜冷丁”经济 《21世纪》：您所认为的“日本病”有哪些特征？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病”？ 梅建平：“日本病”是一个经济僵化综合征，主要症状是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低下，企业创新乏力，国内需求疲软，特别是国内居民的需求疲软。究其病因，我认为首先是日本政府过大过强，保护太多；第二，由于日本的财团相互持股，导致企业市场化程度低，创新动力不足；第三是日本的金融体系不发达，以至虽然日本国民财富较多，但其中产阶级投资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 导致“日本病”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政府比较强势，使得日本企业缺乏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的破坏”。 《21世纪》：“日本病”的产生是否也有外部的原因？ 梅建平：是。日本在1980年代经历了一段所谓的泡沫经济，其主要表象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而增长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出口拉动所贡献。随着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的逐渐加大，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保护主义的抵制。因此，日本在1980年代中期不得不开始逐渐把日本的企业部分转移，比如汽车产业。由于日本对美国汽车工业的冲击，美国就要求，或者逼着日本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生产放在美国，这样就可以给美国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21世纪》：除了国际上的保护主义，还有什么因素导致了“日本病”？ 梅建平：汇率因素。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日元在很短的时间大幅升值，导致日本产品出口成本大幅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出现急剧下降。为了应对经济发展速度骤降，日本政府当时就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是日本政府在对经济干预的过程中，持续大量使用“杜冷丁”，主要用来缓解经济箫条所带来的阵痛，而忘了“杜冷丁”的副作用，也忘了它的药性——用的时间长了会产生药物依赖性，以至日本在最近十多年里尽管货币政策已宽松到极点——零利率，财政政策也用到极致——每年平均5%以上财政赤字，但经济仍无起色。 《21世纪》：您所谓的“杜冷丁”具体是指什么？ 梅建平：从1990年代到现在，日本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应该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进行大幅调整，从而可能引发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大幅上升——但这也就是日本选择短痛和长痛的问题。日本政府一直不愿意短痛，用了许多政府政策来推迟结构调整，结果企业对政府产生一定的依赖性，所以日本经济就被日本政府搞成了“杜冷丁”经济。 日本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受政府干预，另外一方面受财团干预。日本银行被迫给很多原本应该倒闭的“僵尸企业”输血，这些企业还存在，政府还给它业务做。这些年来这种状况虽有所改观，但是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存在。这就使日本银行的健康壮况一直不好，缺乏国际竞争力。目前，日本的银行业，按照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和赢利率等各方面的财务指标衡量，在发达国家的银行里面，还是很落后。 《21世纪》：日本政府对企业干涉过多吗？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