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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化的历史——法律史之再现与再阐释 中国法律史学会2006年会暨“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与社会发展”专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捷 李冬冬 2006年10月14日至10月16日，由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华东政法学院和新疆大学共同承办的中国法律史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暨“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与社会发展”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参加本次年会的共有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二十一个院校的法律史专家近70位，共收到了近50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展现了法律史学界的各位学者在法律史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在短短两天共四场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上，共有20位学者进行了大会主题发言，8位评议人进行了评议，20多位自由发言人发表了对大会发言的意见或自己学术见解，研讨会的气氛热烈、亲切，各位学者在研讨会的主题下以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交流。年会获得了成功，正如年会闭幕式上进行总结发言的西北政法学院的王健教授所指出的，本届年会的主题的新颖而有特色，这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不仅仅是本届年会的主题，也应该成为今后学界研究的方向之一。现对本次年会综述如下： 一、传统法制史考证研究方式的新成果——中国近代以前的法律制度史实之再考察 探求历史的真实从来都是历史学的基本追求目的之一，法律史学也不例外。因此以考证的方法探讨法律史上的历史真实始终是法律史学界的传统研究方式，对于史实性的具体法律制度的考证研究虽不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但一直是为基础而不可或缺，从本次年会收到的论文中与此领域相关的仍然占了相当部分也可见之一斑。以上述的传统历史考据方法研究历史上具体的法律制度与本届年会的主题——“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与社会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历史上的每一项具体法律制度的厘清与梳理对于我们认识法律与社会发展都起着提供史实支撑的基础性作用。鉴于此，本文的第一部分就是对本次年会的传统历史考证研究研讨成果进行总结。 在年会上多位学者的大会发言就体现了传统法律史学的考证研究的风格，正如评议人张锐智教授指出的，各位发言人的题目都以小见大，考证扎实，论据充分，对于与会者提出的问题和质疑都予以了详尽答复。 张建国教授就汉代刑罚制度进行了大会发言，他的研究是将古代历史事实讲清楚的基础性考证研究，其根据新近的考古资料进行的汉代刑罚制度的梳理正是其为“讲清历史事实”的一项扎实成果。张教授精细的考证，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风格给人深刻印象，正如评议人中国政法大学的刘广安教授所指出的，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具体制度的考证研究是法律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仍然是现在所不能或缺的，但是多角度，多层次的对历史上的法制现象进行说明是法律史学界的特有功能和应有奉献。 曹旅宁教授的大会发言以《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辨正——关于“秦汉魏晋法律传承”问题的探讨》为题，从张家山《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律与《九章律》律篇篇数存在矛盾的问题出发，对学界一直以来的“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该说认为，秦汉律篇存在二级分类，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以及传世文献中不属于九章的汉代律篇应是九章之下的次级律篇。萧何编篡法典时，将这些单性律加以分类，并以其中一个单行律名作为该类的一级律篇名，由这样的六个或九个一级律篇构成当时代的法典。）进行了颠覆性的论证，其在否定传统法律沿革学说——即李悝作法经六篇、商鞅受法经以相秦、萧何作律九章说的基础上，以翔实的史料依据，从《二年律令》出土位置及竹简题名的排列等问题出发，提出并详细地论证了《二年律令》中的二十七种律不存在二级分类、睡虎地秦律不存在二级分类、从出土秦汉律的内容来看秦汉律篇不存在二级分类、魏晋以后律的演变不能证明秦汉律篇存在二级分类、汉初律中不存在所谓正律与旁章的区别等观点。从而否定了“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曹教授的观点也引起了与会者的回应，评议人刘广安教授认为，对于曹教授提出的法典结构问题的新说不仅需要从历史学考证的角度出发，也需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而后者则是更为艰难的问题。 柏桦教授则以《滥设与额设——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为题，对中国古代的滥设官吏罪进行了历史源流和发展进行了详尽的论证。柏教授首先就额设和滥设的概念进行了区别，并根据史料指出，“滥设官吏”罪在唐律内系“官有员数”，明代首次将“滥设官吏”确定为罪名，所制定的律为清代所因袭，而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删的“例”却各有特点。因此，理清额设与滥设的关系，分析“滥设官吏”罪的各种案情及情节，有一定的学术意义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刑罚的理解。评议人刘广安教授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刑罚制度问题不仅是简单的法律制度的细节问题，而且是当时的政治制度上的重大问题，因此有必要从政治制度和刑罚制度的结合出发，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戴建国教授在第二场的主题研讨会上就其对宋代的编管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