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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写个性与济世载道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读书报告 摘要：周作人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始终交织着表现个性和国民性的矛盾运动。他的“言志”和“载道”的文学史观可以用彰显个性和济世载道来加以阐释。 关键词：言志与载道 明末文人 周作人 出世 入世 一 “言志”和“载道”的辨析 周作人的“言志”和“载道”的文学观不是静止的，在他创作的各个不同时期，他的文学观都有所不同。 （一） 1927年前 1908年周作人在《河南》上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可以概括他早年的文学观点，即反对梁启超小说为政治“载道”的文学观，但承认文学对时代对民族的“非实用”的“远功”。周作人认为文章的使命是“一曰在裁铸鸿思汇合阐发之也。二曰在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也。三曰在阐释人情以示世也。四曰载发扬神思，趣人心以近于高尚也。”[1]简言之，文学的使命就是振奋国民精神，关注国民性。只是文学所载之“道”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远功”。同时，受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的影响，他接受了强调人性发展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学观，高度重视个体的意义。周作人在《谈龙集》的同名文章中阐释了“个性的文学”应具备的特点： 1.创作不宜完全抹杀自己去模仿别人 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 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的共同点 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2] （二） 1927—1937年 五四落潮之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左右两派的激烈冲突，使周作人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夹缝之中，于是他逃回了“自己的园地”，选择了回归自我的个人主义道路。表现个性的文学思想成为影响他后来文学观的主导。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对“言志”和“载道”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在他看来，“言志”的文学核心是抒发感情，所以又可称为“即兴的文学”或是“革命的文学”。与之相对，“载道”的文学则以儒家思想、说教意识等内容作为主体，是“赋得的文学”和“遵命的文学”。周作人尊前抑后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认为“，言志之外所以又生出载道的原因，是因为文学刚从宗教脱出之后，原来的势力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学之内，有些人认为单是言志未免太无聊，于是便主张以文学为工具。再借这工具将另外的更重要东西———‘道’表现出来。”[3]周作人的“言志”和“载道”思想是存在矛盾的，他在排挤一切“载道”派的同时，实际上潜意识中已经承认了“载道”对于是文学必不可少的。于是他开始打破“言志”和“载道”之间的界限，改变了言志和载道的机械对比，指出“言他人之志是载道，载自己之道是言志”，“以此（俞平伯的意境）言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可见，周作人并不绝对的反对“载道”，只不过“载道”的文学必须以“言志”为前提。 （三） 1937—1945年 进入四十年代，周作人的文学观出现了表面上的大反扑。周作人竭力地将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强调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重视人本性的求生意志的儒家本位主义，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传统道路，主张“凡国民应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文人也在其内。”[4]他对30年代自己提出的“言志”“载道”的观点作了实质性的修改，把文学“直截了当地以诚与不诚分别”[5]。他所“真实”，本于人生、本于心。说这种思想的转变是表面的，是因为周作人的这些观点不是来自于一个文学家，而是来自于政治家。这一时期出任说的“诚”是儒家所强调的基本思想之一，大概是指文学的伪职的特殊经历，使他不得不重新阐释自己的观点，以求精神上的解脱。把周作人所提出的“言志”和“载道”的理论用于他自身文学观的发展与转变的分析，而不是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似乎更为恰当。“言志”和“载道”的斗争是以“载道”为主转变为“言志”为主的过程。由对国家社会民众的积极关注到钻进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基础的象牙塔。最后，周作人将言志所表现的个性与载道所在的济世同归于“诚”，实际是超越了“言志”和“载道”的狭隘束缚，将文学与艺术、人生合而为一，随心所欲不逾矩了。现代著名学者曹聚仁对周作人的思想变迁有着精确生动的概括，他说：“周先生十余年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二百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6] 二 明末文人与周作人 周作人对晚明文学的情有独钟一个重要原因是晚明文人和他们的文章与周作人的人生观存在共鸣。 （一） 思想的矛盾性 周作人不是没有看到他所欣赏的晚明文人在思想和创作方面存在的矛盾性，只是这些矛盾的思想与周作人自身人生观的双重性是同构的。明末社会的动荡和黑暗使明末文人不得不退居于艺术的世界。他们的隐逸是被迫之举。周作人评述说“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色彩，但根本上却是反抗的……大多数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7]正因如此，他们的文章既具有闲适的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