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中的冲突机制.ppt

农村社区中的冲突机制 郭剑雄 山大威海 “非正式运作”使得国家利益与农民利益在村庄中得以兼顾：即国家的政策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得于落实，农民的主体性地位通过变通得到认可，特别是获得了与国家的对话权。 “非正式运作”在处理一些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时候往往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较好效果，事实证明，当国家与农民发生某种纠纷时，“非正式运作”的运用往往能够使得事件问题解决在矛盾冲突爆发之前。 笔者从实践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对村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生动、活泼事件进行考察，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办法，并且以故事形式作为文章的叙事风格，以期能够对当前社会学中关于中国国家与农民研究中存在的主客对立、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宏观与微观的对立有所突破 笔者的发现是：国家与农民在各种互动的事件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策略往往是变动不拘的。国家的农村政策在实施中并不会按原先制度设计的那样机械、程序化地进行，而是面对复杂的情况采用了各种各样“非正式运作”的方法与策略； 而农民同样为了能够在与国家的互动当中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在运用各种“非正式运作”，使得国家的正式制度在作用于实际情况的时候不断地出现变形，铁板一块的格局因此得以改变。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途径和影响内容正在逐渐变化，村庄中发生的纷繁复杂的事件过程，农民“非正式运作”的大量存在，说明了农民的自主性正在提高，“社会”在村庄中正在开始重建。 变通、逃避、退出、表达、宣泄 在各种分散而近于相似的事件中，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归纳、总结，并希望能够找到应有规律性。这是一件痛苦的工作，但是在文字的处理当中，在写作研究当中，笔者再次感受到了各种事件的妙趣横生：面对硬性的正式社会关系与制度，农村社会中的人们总能运用各种策略——变通、逃避、退出、表达、宣泄等等，使问题得以解决。那些丰富而生动着的访谈个案就像电影一样在脑中再次回放 活生生的一个个场景展示了农村社会的能动性：当国家遭遇农民、农民应对国家时，所表现出来的“非正式运作”，是正式制度之外还有另一套“非正式运作”法则，它使得正式政策在实际运行当中不断变形； 作为“非正式运作”策略的“变通”、“退出”、“逃避”、“表达”或是“联合”的大量使用；在正式制度可以容忍范围之内他们也在架空既有制度的安排,而用“非正式运作”代替正式制度、关系的运作。这也是很多问题可以不通过冲突，或是把冲突控制在最小范围而得以和平解决的原因。 “非正式运作”策略之 变通 结合实际情况，笔者对变通进行了重新定义：变通包括着两个层面：（1）在国家层面是指在制度实施中，执行者在未得到制度决定者的正式准许、未通过改变制度的正式程序的情况下，自行做出改变原制度中的某些部分的决策，从而推行一套经过改变的制度安排。变通后的制度与原制度保持着形式上的一致，这种形式上的一致，有时包含明确的操作性内容，有时则仅采用和原制度相同的话语系统，并受与这套话语相联系的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约束。 （2）在社会层面上变通则被认为是人们对某一政策心存不满，却并不表露，而是私下里找领导或政策执行者“商量”，使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变通”同样是一个国家与社会互动着的“非正式运作”策略，它存在于国家与社会或农民两个层面。 变通之一 国家乡村治理的软硬兼施 （超生的故事） 在乡村治理当中，乡村两级也需要进行必要的硬性治理，在乡村基层流行的一套另类官方话语叫“摆平就是水平，搞定才能稳定”。 （队长的故事） 变通之二 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混合” “关系—混合”理论范式认为：当今中国的国家、市场、社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同的领域通过“关系”整合在一起。因为“关系”的“非正式运作”使得农村社会能动性得到充分展现。因为“非正式运作”，使得在正式制度之外还有另一套运作法则，它使正式政策在实际运作中不断变形。这也是很多问题不通过冲突而得以和平解决的原因 （电话的故事） （牛生意的故事） “非正式运作”策略之 逃避 逃避，这个概念来自于项飙在对北京浙江村如何应对政府的各项政策实施的研究当中提出，它与表达、变通不同。逃避既不叫喊也不商量，对现行制度不寻求连名带实的改变。如果说表达和变通都是要通过与国家的不同部分（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积极互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逃避则尽量不与国家发生正面的关系，它是通过对一些具体政策的“架空”来保证自己的利益。 学者们认为逃避与退出的区别在于，退出的实质是一种制度安排，“退出权”的获得比退出行为本身还要重要；而逃避是不为制度所认可的，它就是行为本身。比如项飙在鲁西平原听农民所说的，前两年上头下达棉花种植计划，他们就在地头插上几株棉花，以应付上头的检查，底下埋的全是花生。等到作物长高了，差不多也就生米煮成熟饭，乡、县基层政府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