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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职业选择：大学生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 管理心理学大师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贤臣择主而侍早在三国的时候这句话让所有的名人义士所谨记和奉行，从而也因为这句话让很多的人选到了英明的主子而达到了自己所要追求的愿望，名留青史，让世人所敬仰。像诸葛亮，郭嘉，甘宁。然而也有人毫不在意从而选错了主子而最终沦为阶下之囚，或不知所终。像田丰，沮授。他们有德有才，如遇明主，必能飞黄腾达，贵为人臣。只可惜跟了袁绍，到最后还是没声没息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时至今日，这句话还是让每一个找工作的人更应尊行。 张良和范增作为谋臣，他们身上都具有忠心耿耿、深谋远虑、大智大义的优点，但由于他们自身的性格以及所侍之主不同，最后的结局也就有了天壤之别。 先说范增，在“鸿门宴”发生之前，范增就敏锐地感觉到刘邦将来对项羽的威胁，“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此时，项羽尚能听范增的，无奈项伯一搅和，形势陡转。鸿门宴上，范增屡次向项羽示意动手，“项王默然不应”;出召项庄舞剑，想击杀刘邦于座，偏偏项伯又“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作为一个忠心耿耿的老臣，范增虽然心急如焚，但已无可奈何，只能仰天长叹:“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眼看大势已去却毫无办法，作为一介谋士，范增的伤心和失落全在那一声长长的叹息之中了。 　　再看张良。俗话说：“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而张良恰恰是一个能忍且善忍的人。当刘邦听张良说项羽第二天要来进攻时，吓得无所适从，一再问张良“为之奈何”。以平常刘邦对下属的傲慢无礼，他不是被逼得六神无主，不可能如此低三下四。张良是一个受黄老思想左右的人，而刘邦却已急得手足无措，张良却偏偏不急不躁，先问是谁出的“距关，勿内诸侯”的主意，再问刘邦的士卒能否抵挡项王。实际上，作为军师，张良比刘邦更清楚这些情况。大敌当前，张良举重若轻，既不仓皇出逃，也不积极备战，他所有的对策就是请求沛公“往见项伯，言沛公不敢倍德也”。张良知道这已经足够了。因为项伯重“义”，从他不惜透露军事机密已经一目了然;而项羽又对项伯言听计从，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两者结合，沛公就可高枕无忧了。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张良没有离开刘邦，体现了他的大义；鸿门宴上，当刘邦逃之夭夭时，张良留下来收拾残局，体现了他的大勇。 与张良相比，范增的悲剧在于他虽深谋远虑、洞若观火，但所有的谋划都得不到采纳，结果，胸中空有百万雄兵、万千之策，最后却孤立无援、徒唤奈何。刘邦总结自己得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三杰”鼎力相助，而项羽失天下的原因则在于“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范增高瞻远瞩，但他自视甚高，以为自己是项羽的亚父，就可以对项羽指手画脚，发号施令，但以项羽刚愎自用的性格和在政治韬略方面的浅薄以及缺乏远见，他不可能对范增言听计从，况且当时的项羽如日中天，“政由羽出，号为霸王”，又岂能处处听命于范增呢?后来他中了陈平的离间计赶走范增便是明证。 再看刘邦，《史记·高祖本纪》：“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贤臣择主而侍贤明的国君有三种恐惧，一是居于高位而恐惧听不到他的过失，二是获得成功而恐惧骄傲自满。三是听到天下最好的言论而恐惧不能够实行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中国古代的主，主要存在三种模式：其一，明主用贤才模式；其二，庸主用庸才模式；其三，变昏明主用奸才模式。先论明主任用贤才模式。所谓明主，就是贤明之主。贤明之主，从人才学的观点出发，其本身就是国家最为重要的人才。明主的总体素养要远高于其他人才。明主用人的特点，是能够分辨贤能之才与庸劣之才，并依据人才的特点加以合理使用。明主能够做到“亲贤臣，远小人”，从而让国家兴隆发达。 明主在任用贤才时表现出以下特点：其一，善于发现贤能之才并重用之。其二，用人不疑，善于纳谏。明主深知人才的见识有超过自己之处，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不仅做到用人不疑，得到人才的真心拥戴，而且做到了善于纳谏，避免了自己决策的失误。其三，与人才集团中的众多成员形成了浓厚的恩报关系并形成了相当牢固的凝聚力。明主不仅通过给予高官厚禄的方式着力搜罗人才，而且还通过情感交流方式与人才建立起了施恩与感恩的亲密君臣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这种关系的个案十分引人注目，如秦末的刘邦集团，西汉末年的刘秀集团，三国时期的曹操集团、刘备集团、孙权集团，唐朝初年的李世民集团等。 大凡明主，堪为英雄中的英雄，能够慧眼识珠，惺惺相惜，因此也就能够聚集人才为其服务，从而取得各方面的优势。这是因为明主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