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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司法制度特点 摘要：宋代是中国封建法制发展的成熟时期，不仅重视立法，而且建立了一套周密的司法制度，以保证严格执行法律。尽管由于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限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大量问题，难以实现“有法必依”的要求，但在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社会秩序安定方面，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宋代的司法制度的特点揭示宋代贵族、官僚、地主在司法上的特权，及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司法隶属于行政，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对司法的危害，刑讯逼供、刑罚残酷、胥吏卖法等司法活动中的各种问题。同时宋代在防止司法官员舞弊、防止冤假错案、提高司法效率、防止刑狱淹延等方面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显示出宋代司法制度的特色。 关键词：宋代司法 中央集权 封建法制 一、诉讼意识的觉醒一定程度反映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民事立法和诉讼法的增多。 中国古代立法的一个总体趋向是重视刑法和实体法，却忽视了民法和程序法，甚至民、刑混淆。但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所谓虚市、药市、草市等十分兴旺，甚至土地买卖也实行了合法化，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明显增多。与此相适应的是必须有法律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因此，在宋代的编敕中，较多地制定出了调整这类关系的立法。在田宅交易上，由于宋朝法律允许土地买卖，以至出现了“贫富无定式、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且这类买卖均以契约的形式出现，民事纠纷自然增多。整个宋朝又不断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人口迁移、田宅易主频繁。其他如典当、赎屋、抵押、赁屋、立继、归宗、遗嘱等方面的民事活动在宋朝也尤为活跃。随着这类民事关系的增多，有关调整这类关系的立法也相继出台，“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其中主要涉及到断案准则、诉讼程序和诉讼时效诸方面的规定。如在诉讼时效方面，宋朝即明确规定“应交易田宅过三年而论有利债负准折，官司并不得受理”，“诸理诉田宅，而契要不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死者，不得受理”。除此之外，宋代在诉讼制度的其他方面如起诉、越诉、上诉、死刑复审与覆核、诉讼管辖等方面均有了较为严格的规定。民事立法和诉讼程序方面立法的增多并逐步完善，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表现，它表明中国立法正在逐步摆脱民刑不分、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状态。 （二）民间好讼之风形成。 “兴讼”嚣讼健讼等词语在宋代的史料中俯拾皆是，其意皆为善于或喜欢打官司的意思。宋朝，至迟在宋仁宗之后，随着私有制的深入发展及商品经济的繁荣，经济利益多元纷呈，民间善讼之风已初露端倪。《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一》称登、莱、高密负海之北，楚商兼凑，民性愎戾而好讼斗。伴随着民间好讼之风的兴起，一种专门教人打官司的学问与职业也应运而生，这就是讼学与讼师。所谓讼学，即是教人词讼之学，也就是专门教人如何打官司的学问。有了这样专门的学问，就会有专门从事这项活动的人，这就是讼师。讼师的活动需要经济、法律、文化三方面条件的支持其一，经济上必需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多方财产关系，且这种多元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冲突的其二，复杂的财产纠纷单凭伦理道德教化无以化解，它需要诉诸于法律，这就必然要求助于通晓法律之人，而此种职业团体又是官府无力提供时，民间讼师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其三，市民文化及民间好讼之风的兴成。讼师在诉讼活动中的活跃发展是和民众的正当需要分不开的。同时，编敕的大量出现，严重冲击了《宋刑统》的正统地位，宋朝廷对此大光其火，一再三令五申，“律所不载然后用敕”，以维护《宋刑统》的正统地位，但官吏仍能利用《宋刑统》与敕的出入舞弊，“轻重出入，惟吏所欲”、“欲入罪，即引重条；欲出罪，即引轻条”以至官民皆“重敕轻律”。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设置详定编敕所，简称敕局，掌将历年所颁敕、令统一整理，删编成册，使之成为正式法令。以后各朝必定编纂前朝的敕、令、格、式，使之成为正式法制文书。到宋神宗元丰二年，便正式规定以敕代律。宋朝敕、令、格、式的大量出现，具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政治上，宋太祖吸取五代时期中央集权软弱、战乱不止的教训，大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宋朝承战乱之后，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进步；文化上，放松了对文人的控制，文人得到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社会生活上，租佃制代替唐朝的佃客制，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些变化导致因沿袭《唐律》而制定的《宋刑统》已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律不仅不能应天下之变，也不能随人君之喜怒而为轻重，通过发布敕、令、格、式，更可以体现皇帝的生杀予夺大权，加强对司法的控制。宋朝敕、令、格、式的大量出现，其本意是要体现皇帝的权威，也是为了不断完善和修改不合时宜的法律，使之便于通行。但大量的敕、令、格、式的出现，却又导致了立法浩繁，前后抵牾现象特别突出，一定程度损害了司法权威。 四、诉讼制度的完善体现封建社会的以人为本 （一）规范审判，重视证据。 第一，对刑讯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