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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来轴心时代？（张京华） [摘要]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80年代介绍到中国，正值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如学者所指出的，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中国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源与流的颠倒、正题与反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文摘] 一、中国学术界早有共识：西方之“轴心”与东方之“运会” “轴心时代”理论中一段最为感人的文字，是关于人类精神觉醒、哲学飞跃的描述。类似关于文化“盛况”的描述，照理比较容易得到中国学界的回应，另一方面也难于在中国学界获得“发明权”，因为关于文化“盛况”的各类描述其实早为中国学者所熟知，正如余英时所声明的，“关于古代‘突破’，学术界早有共识，不得视为雅氏的创见，更不可视为西方学人的独特观察”。 “轴心时代”本是雅斯贝斯在施本格勒的8个文化类型和汤因比的21个文化类型基础上，试探性的给出的一个假设。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雅斯贝斯用了一节的篇幅讨论出现“轴心时代”的规律性依据，最终“无人能充分理解在此所发生并成为世界历史轴心的东西！”但是梁启超给出了理由：“世运”。关于“世运”的论述，在影响甚大的皮锡瑞、严复、夏曾佑的著作中都可以见到。 二、问天，天不告；问地，地不知——“轴心时代”的必然性 其实雅斯贝斯也给出了“轴心时代”一个理由，就是“同时出现”。这也可以是一个理由。不知道“轴心时代”由何而来？但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该出现的都出现了，大家都是“当然股东”，无需认证，这就是理由。所以，“轴心时代”理论的论证方法是时空的归纳与类型的比较。而现在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同时出现”是否具有必然性？比较的方法是否可以证明必然？ 通过文化比较可以看出异同，说明状况，参照定位。但是，比较的方法固然可以“不受时间空间限制”，这是它的优势，而比较方法本身决不能证明大家的相同点或不同点具有何种必然性，这是它所不具备的功能。 和近代中国学者关于古史的研究方法与取证方法的大量讨论相比，如果“不可能是偶然”、“未必是巧合”便可以等于必然，这样的结论未免来得过于轻松了。 三、从哪个阶段进行比较？——“同时出现”还是“最早开化” 雅斯贝斯的原著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用来比较和假设为轴心时代的是其中的第三阶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跨越着整个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从第三阶段开始出现。虽然雅斯贝斯说到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这些最早的文明几乎同时地在地球上三个区域产生是除轴心时代之外全部世界历史中唯一的谜团和与轴心时代近似的唯一的可比现象，“轴心时代”所选择的仍只是第三阶段。 然而，较之雅斯贝斯的“错位”，近代中国学人也比较了其中的前二个阶段，而比较的结果自然与雅斯贝斯大相径庭，全然不成比例了。 中国学术传统总是将考镜源流视为第一要紧事，许倬云在80年代曾敏锐指出“轴心时代”理论有突出古希腊而回避文明源头之嫌：“古代的几个主要文化——两河、埃及、中国及印度河流域——都已有文字。然而雅斯贝斯却不承认两河、埃及有过轴枢文化。雅斯贝斯的疑难，在于他未能认清两河古代文化与埃及文化实为波斯文化、希腊文化以及以色列文化的源头。” 很明显，如果“轴心时代”是以时间早晚而论，那么古希腊、古罗马不是最早的；如果以持续的影响而论，那么埃及、两河的古代文明固然中断了，欧洲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亦曾中断一千余年。就中只有中国的文明是既早又持久的，同时符合这两项条件。 四、“砍掉一半”和“打个对折”：“轴心时代”与疑古派的对接 雅斯贝斯淘汰了其第二阶段的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的文明，选择第三阶段为轴心文明的起点，同时再以孔子时代的中国作为印度佛教、波斯伊斯兰教和古希腊哲学的陪衬。这一理论在80年代后相当普遍地为中国学者接受，与近百年来中外学者首先是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重新估定”背景相关。 自19世纪末兴起、至20世纪初而大盛的疑古思潮，曾被评价为“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打击”，有学者将其归类为反传统主义，不无道理。单从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