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子女的婚姻形式和个人因素对分家的影响研究》.docVIP

浅评《中国农村子女的婚姻形式和个人因素对分家的影响研究》 摘 要：阅读一篇好的文章可以给予我们很多知识，评析一篇好的文章更有助于深刻理解文章的结构和其蕴涵的价值。对《中国农村子女的婚姻形式和个人因素对分家的影响研究》这篇文章，从调查对象和问卷设计两个方面进行粗浅评析，以期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关键词：分家；个案典型性；自变量 一、原文概述 《中国农村子女的婚姻形式和个人因素对分家的影响研究》是《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的李树茁、靳小怡和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的费尔德曼。 （一）研究背景 文章的出发点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父母与几个已婚儿子所组成的联合家庭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家庭模式。然而在现实中，只有一部分家庭能够如此。其余绝大多数的家庭会根据所面对的经济、社会和生活处境，对理想大家庭的“终极期望”作出积极、现实的调整，从而达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分家”正是其中积极、现实的调整策略。 近年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向农村的扩展，分家习俗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招赘婚姻,作为对父系家族体系下主导的嫁娶婚姻模式的偏离,也是中国家庭面对实际处境对家庭生活“终极期望”进行的一种积极、现实的调整。 （二）研究假设 采取嫁娶婚姻的儿子和采取招赘婚姻的女儿在婚后与父母分家的可能性和分家时机不同。 （三）调查地点 位于江汉平原的湖北省松滋县。该地是农业县，土地肥沃，在南方属于中等发展水平，且历史上该地父系家族制度比较松散,男孩偏好很弱,社区对招赘婚姻的限制较少,近百年来嫁娶和招赘婚姻都很流行。 （四）研究方法 在用整群抽样所选定的八宝镇的三个村子里,用结构化的户问卷和社区问卷进行。户问卷的调查对象是所选村子中所有的至少有一对存活夫妻的家庭户,样本包括1 459户中的1 745对夫妻。由于问卷中没有涉及去世父母的死亡时间,使子女形成了两个样本群。第一个样本群包括曾经与父母共居,但调查时父母双方都已经去世的子女；第二个样本群包括曾经与父母共居调查时至少其中一方仍健在的子女。 第一个样本群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子女与父母分家的可能性，因变量是子女婚后是否与父母分家，自变量是子女性别、兄弟姐妹数、结婚年代（1930—1955，1956—1977，1978—1995）、结婚年龄、教育年限、婚姻安排、是否领养。 第二个样本群用生命表方法分析子女与父母分家几率和时机的动态变化,用cox风险回归模型,来分析子女与父母分家的可能性。cox模型的因变量是子女婚后与父母共居时间、婚后是否分家，自变量是子女性别、兄弟姐妹数、结婚年代（1950—1969，1970—1979，1980—1989，1990 —2000）、结婚年龄、教育年限、婚姻安排、是否领养、是否有孩子。 二、个人浅评 （一）关于松滋县个案的典型性 个案研究的本质是通过对某个(或几个)案例的研究，形成对某一类共性(或现象)的较为深入、详细和全面的认识。所以个案研究中的个案一定要有典型性。典型性是某一类共性的集中体现。任何个案,都具有共性和个性,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通过个性而存在,并通过个性表现出来。所以，所选个案只要能集中体现这种共性,则不论这个类别的覆盖范围大小怎样,它都具有了典型性[1]。该文章选取父系家族制度比较松散、男孩偏好很弱、近百年来嫁娶和招赘婚姻都很流行的湖北松滋县作为个案来研究中国农村子女婚姻形式和个人因素对分家的影响，这就不太具有典型性。因为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招赘都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婚姻方式。首先，女方父母要和女儿协商，在女儿同意的情况下才进行招赘；其次，入赘的男方多是因家庭、经济或个人因素无法娶到媳妇才会考虑入赘。这样的入赘方式，对男方而言是有损尊严的事，是大多数男方家庭都想极力避免的。而松滋县，由于历史上文化习俗的不同，父系家族制度比较松散，社区对招赘婚姻的限制较少,近百年来嫁娶和招赘婚姻都很流行，有儿子的家庭出于某种需要也会为女儿进行招赘，而这在其他农村地区则是无法想象的。另外，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招赘婚姻是为几个女儿中的一个招赘，其目的是为女方父母提供养老保障，这样的目的使女儿组成的家庭不会、也很难与女方父母分家。而在松滋县，分家是可以接受的。用这样一个独特文化背景的个案来推论整个中国农村地区子女婚姻方式对分家的影响，在可推论性上有些欠缺。而个案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可外推性”，可外推的范围越大，个案研究的价值也就越大；否则，这样的个案就有待商榷。 （二）问卷的设计 该文的数据来自2000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和湖北省计生委在湖北省松滋县进行的“婚姻与养老”抽样调查。该项调查是1997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在陕西三原和略阳进行的“男孩偏好文化传播”抽样调查的继续。问卷中保留了前问卷夫妻本人和父母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