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docVIP

《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 张五常 《佃农理论》是我学生时的论文习作，大约1966年5月动工，1967年4月交卷。那时在加州长堤大学任教职，每星期要教十二课，又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开什么个人摄影展览，所以真正下功夫的时间不到六个月。66年的秋天，我有三个月听不知音，食不知味。 1967年9月到了芝加哥大学，见到那里的图书馆有很详尽的资料，就把论文加长了四分之一。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把该书精装面市时，已是1969年了。 《佃农理论》这本书有两个特色。其一是历久犹新：出版后30年，该书及书内的文章每年还被引用大约二十次；另一方面，好些学者朋友认为该书是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理论的“始作俑者”。其二，作为一本“名著”，这本书的滞销可能破了世界纪录。 天下间怎会有这样可怜的事？1969年艺大出版社印制了10OO本；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自动买了 500本；作者及其学生、朋友等买了大约300本；25年后芝大出版社决定把版权交还给我时，竟然还有“货尾”20多本送给我。可以这样说吧，真正在市场出售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不到2O0本！ 今天朋友们要求重印，而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又花了3年时间搞中译本，我就闲笔回顾，好叫后学的知道《佃农理论》的一些往事。 寻寻觅觅的日子 1959年我进入洛杉机加州大学，61年学土，62年硕士，63年的春夏之交就考完了博士试。殊不知这势如破竹的进度，在博士试后却碰到铜墙铁壁：有整整3年的时间找不到自己满意的论文题材。 两年中我换了四个题材，到最后都放弃了。败走麦城，要不是因为理论上的困难解决不了（如风险的高低如何量度），就是资料不足（如林业的各种定价），或语言不通（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又或者是题材过于庞大（如香港的租务管制）。这些强攻不下的题材，当时使我气馁。于今回顾，这些失败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大有好处。这不仅使我在四个题材上成为一个准专家，而更重要的是对搜集资料学满了功夫。 1965年8月，心灰意冷之余，我放弃学术，工余之暇拿着相机静坐在一个园林中搞摄影。六个月后卷土重来，在图书馆找到一些关于台湾农业的资料。那里1949年的土地改革，把地主与农民的分成，规定地主不能超过农产品的37.5％。令经济学者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政府硬性的约束下，农业产量急升。我当时怀疑那是台湾政府的数字游戏，要宣传一下国民党的优越性。但多方调查的结果，是产量上升的数字可信。政府管制，生产怎会上升的？ 三个原则的理论 我想，要解释这个怪现象，第一步是要做出一个分成没有管制的租田理论，而分成租田就是佃农了。我没有参考有关的理论读物，只两天这理论就做了出来。我跟着把分成的百分比管制加上去，在理论逻辑上生产竟然上升。这结论不容易相信，但反复查核理论的每一步，找不到有任何错漏的地方。 当时在长堤大学共用同一办公室的是Eldon Dvorak。我请他坐下来，逐点逐步地向他解释我的理论结构。他听得很用心，提出不少问题，我都答得清楚。几个小时后，他突然说：你的理论会引起地震！ 对我来说，该理论的“创立”顺理成章，没有什么新意。我只拿着三个基本原则去推理。第一，我是阿尔奇安（A.A.Alchian 1914－）的入室弟子，又熟读科斯（R．H.Coase 1910－）的论著，当然明白产权对行为的重要性。土地是地主的私产，劳力是农民的私产，所以要从私产的局限入手。第二，佃农分成是一种合约，与任何合约一样，其中的条件是由双方议定的。第三，农民之间要竞争，地主之间也要竞争，所以佃农合约中的条件（这包括分成百分比），是在私产与竞争这两种局限下决定的。我对这三个理论基础很执着，任何稍有分歧的推论都不考虑。所以在佃农制度下，农民与地主的投资，农户租用土地的大小与耕种劳力的多少，及地主与农民分成的百分比，皆是由上述的三个理论基础决定的。另一方面，这些被决定的项目，就是佃农合约的条件了。 有了如上的佃农理论，我很容易知道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与固定租金、雇用农民浪耕自种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这是因为竞争的局限条件大致一样。 但既然资源的运用与收入的分配大致相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呢？这是个浅而又不能不问的问题，后来触发了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经济研究。 佃农理论做得满意后，我就加入台湾土地改革的约束地主分成的百分比，只几分钟就把问题弄清楚了。因为这约束是在市场决定的分成之下，农民的收入会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所以在竞争下他们必需增加劳力，使地主在较低的分成率中因为生产增加而有点补偿。这样，农产量就上升了。 我反复思考，找不到错处，就写了11页纸，题为《佃农理论——引证于台湾的土地改革》，寄到加大作为博士论文的大纲。第一页预告了大纲内的六个结论。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