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诗学旨义探析——明代成化弘治之际文学指向转换的一个侧面.pdfVIP

李东阳诗学旨义探析 ——明代成化、弘治之际文学 指向转换的一个侧面 郑 利 华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曾为阁臣并主持文坛的重要身份和地位，所 谓“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①；而且 更在于其对当时文学圈所发生的实际的影响力，“盖操文柄四十馀年， 出其门者，号有家法，虽在疏远，亦窃效其词，规字体以竞风韵之末而鸣 一时”②，“一时学者翕然宗之”③。这其中特别是李东阳在成、弘之际诗 歌领域的作为和影响，尤其引人注目。譬如，有研究者已注意到李东阳 与崛起于弘治中期的重要复古流派前七子在诗学主张上的某些联系， 认为后者确实受到前者的启发，不少观点直承前者而来，前者由此成为 后者的滥觞④。应该说，这的确较为准确地描述出二者之间所发生的 关联，揭示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不过，如果进一步探讨李东阳 的诗学旨义，一个同样不应忽视的问题是，他的有关诗歌问题的态度与 主张除了对前七子文学复古所产生的启迪意义之外，更为重要的，还从 版。 ②靳贵《怀麓堂文集后序》，《戒庵文集》卷六，明嘉靖刻本。 ③谢铎《读怀麓堂稿》，《桃溪净稿》卷三十，明正德刻本。 ④参见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12月版。 ·418。谁是诗中疏凿手 一个侧面显示了成化、弘治之际文学指向相对于明代前期而言所发生 的某种潜在转变的迹象，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此一转变的关捩所在。 而这一点，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主要问题。 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人。天Jl质J＼年(1464)成进士。成化 升左春坊左庶子。四年，《宪宗实录》成，以纂修之功进太常寺少卿。八 年，由礼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人内阁参预机务。十一年，进太子太保、 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正德七年(1512)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 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致仕。生平主要活动在成化、弘治年间。探察李东 阳的诗学系统，辨析其中的旨义，首先触及的一个问题，是不能忽视他 尤其在当时专尚经术士风中对于诗歌所表现出的关注与投入的态度。 朱明王朝建立以来，出于整肃士习以利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明太 祖朱元璋等大力推行儒学，将崇儒重道确立为基本的文化策略。作为 该策略调整的其中一大步骤，尤其是朱元璋首先将科举取士制度视为 重点改造的对象之一，着力实施以经术造士的政策。丘溶《会试策问》 第四首即云：“我朝崇儒重道，太祖高皇帝大明儒学，教人取士一准经术 是用。太宗文皇帝又取圣经贤传订正归一，使天下学者诵说而持守之， 不惑于异端驳杂之说，道德可谓一矣。”①又靳贵在《会试录后序》中亦 日：“我太祖高皇帝之有天下，首表章六经，使圣贤修齐治平之道，一旦 大明于世，学校非此不以教，科目非此不以取，凡词赋一切不根之说，悉 屏不用。”②如此情况之下，“科目取士”难免偏向一途，或将此概括为 “黜词赋而进经义，略他途而重儒术”③。从另一方面来看，明初在进行 科举取士的同时，“而荐举之法并行不废”，“时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 ①《重编琼台稿》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戒庵文集》卷九。 ③马中锡《赠陈司训序》，《东田集》卷二，清康熙刻本。 李东阳诗学旨义探析·419· 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对于众多文人士子 而言，仕进的路途相对较宽，既能借助于科举考试，又可涉足荐举一路， 而且当初“两途并用，亦未尝畸重轻”。不过，时至后来情况有所改变， 或许以为通过科试而进，更能证明自身出众的资质，显示正宗，获取荣 耀，因此面对两种进身的途径，文人士子在价值天平上逐渐倾向科举之 路，所谓“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0。由于科举取士政策对于士 人的要求是重经术而轻词赋，加上一般的文士更看重科举的仕进方式， 这就不免使得那些热衷功名仕途的文人士子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 精力，投入到研治经书之中，以至“虽穷荒末裔，皆业经书，习礼乐”②。 士人中间“谈经讲道”之风由此大盛，明人姚镆在其《送李生廷臣归河南 序》中即提到：“国朝悬科彀士，纯用经术，诸不在六经之限者，悉从禁 绝，以故百余年来，士无异习，谈经讲道，洋洋满天下。”③然而与此同 时，不能不予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