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的哲学：兼谈中国的中庸智慧与西方的普世价值（下）》.docVIP

公的哲学：兼谈中国的中庸智慧与西方的普世价值（下） Ps：2012年3月4日的补充 价值观是在一生二之后才会出现，在“一”的世界里，是不存在价值的。我们看看老子如何理解价值问题，《道德经》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不把一分成二，就不可能有善恶与美丑。道的世界是“一”，因此，生二，生三，生万物是自然之作用，执着于所生之物的一边，是人的偏见。因此，当人们执取一边，离道即远。须两者衡平，取中道，行中庸，方能近道。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是执取二分之一，而推广至“放之四海而皆准”，造成极端化。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多党制可以起到克服极端化，防范风险的作用。 但是中国文化本来所具有的中庸智慧，使中国人并不执取一端。儒释道，儒墨法，相互平衡，不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极端思维。基本上，中国真正搞“普世“，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时间不到三十年，也就是1950年到1976年。可惜的是，今天很多知识分子却拿着”普世“的旗帜反文革，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我一直说，中国的极左和极右是一家，就是这个原因。他们都喜欢”普世“，坚持自己这一边的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其特征都是缺乏宽容精神。当现实与理论发生冲突的时候，否定现实，强调普世的理论。1980年以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21世纪就转过来，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看上去截然相反，其实质异曲同工。 中庸智慧，对“一“的怀念和对”公“的理想。这三者一体相成。一则公，一（二元对立之前的一）则不执取，则中庸。这构成中华文明的最顶层智慧。Leebamson说中华文明的真正的内核是”虚“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无论太极，太虚，还是“道”，抑或佛。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虚”和“空”，这本来也是“二分之前的一”的特质。一切价值都是二分之后的产物，执取而固，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这是西方文明的特征，思想冲突就会非常激烈，以至于用刀剑来解决思想问题，以至于“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而中国强调那个最初的“一”，意识产生之前的体验，不忘记这个“本源”，因此当中华文明在现实中遭遇极大困难的时候，会重新回到这个点来寻求答案：实事求是（出自《汉书》）。而不会固执于既定的原则。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衰，屡遭磨难，而总是能够不断“继绝学”，重新爬起，愈挫愈奋，复兴不绝，成为世界文明史上最有韧性最有生命力的文明。 ? 关于一党制和多党制的问题，我已经写过不少文字（请参看我的《集权与民主思考片断》系列和《君子不党》）。但是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不够深，基本上还是对现象的描述，没有深入到文明的实质（文明的无意识）中去。 我刚才在哲学片断中已经反复强调了，所谓“一”，实际上是“先于数“，也就是说不是跟二和多相对立的一，而是在二和多之前的一，今天中国的一党制也应该这么来理解。在《君子不党》中，我提到： ? 事实上，人类自有政治，党争就不可避免，即便在接受“党争可耻”教育的古代社会，亦不可完全避免，不过规模有限，难以持续。这就如同：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总是鄙视和惩罚偷盗的，然而偷盗从不曾消失。不过因此就不防止偷盗，以偷盗为正常，那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了。 同样的，党争本身并非什么优点，多党制则是制度化组织化的党争的顶峰。 那么下面要来谈谈中国的现实情况。按上面的理解，一党制实际上等于无党制。因为所谓party，它一定是part对part，有黑才有白，有阳才有阴，必有对立，才有所谓party。而一党制实际上就是无党制，之所以称之为“党”，一则是语言的习惯使然，二则是这个党在兴起之初，他也是part。就像中国共产党，在兴起之初，他只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中国人，这样一个党争在获得政权之后也没有结束，斗争还在继续，最后导致文革的发生。 ? 因此中国的一党和多党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公有理“还是”私有理“，也就是说，社会和国家的本质是私人立场之间的协商调整，抑或社会和国家是先于私人的”公共整体“。前一种是西方转化为人本文明以后缓和公私矛盾的方式；而后一种则是中华几千年人本文明的传统。或者再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对于西方来说，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是个人和个人集团“整合”起来的；而对于中国来说，个人和个人集团是从整体上分立出来的。 看待中国的多党制和一党制应当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中国的一党制不同于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一党制，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中国这样的文化基因。以其他国家的一党制来推论中国的一党制，是典型的风马牛不相及。 对于西方文明来说，“我”（个人）是初始状态。前面说到，亚当吃智慧树上的果子，才有“分别”、“价值”，才产业欲望，也才沉沦到人间。然而，在吃智慧果以前，他所存在的世界也不是浑然为一，因为他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