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诗变理论的关键...docVIP

叶燮诗变理论的关键词 李晓峰( 内容提要：叶燮从历史发展的总体特征（源流）、文学体现的时政特征（正变）、创作主体实现变的手段（因创）、阶段性呈现的消长（盛衰）、读者期待视野中变的界限（新旧），系统论述了诗歌发展变化规律，其中“源流本末”、“正变盛衰”、“沿革因创”、“成熟新生”“温柔敦厚”作为叶燮描述诗歌发展变化规律的关键词，作为文学生存发展的内部动力、呈现方式和实现手段都有其不可缺少的价值。 关键词：叶燮 诗变理论 关键词Ye Xie poetry theory of changing and developing the key words 纵观叶燮诗变理论的逻辑思路，既然《三百篇》之源，有正变，无盛衰，因此，作为历代诗歌之流，也自然有源之正变属性，但“正变”非递降，自然非以正为盛，以变为衰，盛衰只是相对意义上关系的呈现。递降盛衰论标准推翻之后，诗歌历史实践意义上的标准究竟何在？因创。叶燮认为真正推动诗歌历史发展并因此呈现相对盛衰意义的是诗人维持常态的“因”和打破常态的“创”，这是考察诗歌史的依据，诗歌史的盛衰阶段论也应以此为准绳。因此从诗歌史出发的意义在于以诗人创变来解决诗史的分期，以此结束依附于社会政治的朝代分期论，揭示出诗歌发展的自律性学科意义。 一、源流本末：诗变前提论 源流本末，是叶燮解决问题的史的理论前提。从史的角度出发，叶燮建立了诗歌同源发展论。诗歌之源的属性就是历代诗歌之流的属性，因之，《三百篇》之源，无盛衰，历代之流，末的变迁，也无盛衰。盛衰是诗歌总体性持续发展意义上的标准，诗歌自身的发展并无盛衰，也即盛衰是历史相对标准，发展是当下实践标准。 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体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嬗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 在此，诗史的意义在于整体观念的建立。历代诗歌发展的相承性决定了其各自存在的价值，诗歌发展也因此是一脉相承的运动，任何割裂诗史意义的阶段论都是不必要的。当把历代诗歌演变现象纳入诗史的整体宏观视角，盛衰之论也只是相对论意义上的历史定位而已，因为诗歌本身的发展是无限的，自然会呈现新一轮历史的盛衰，因此也就无真正意义上的盛衰之论。其实也就是说诗歌实践本身无盛衰，只是在诗歌史意义上呈现了“综千古而论”的相对盛衰，因此诗歌评判不足以盛衰为论，因为史的标准不足以解决诗歌发展的创作实践标准。当以发展的眼光看诗歌，把诗歌纳入无限的史的汇流中，诗的新变也因此取得了无限的可能性。更新不仅在于可能，更在于合理，以公允的眼光看历代诗歌和当下诗歌的发展。叶燮诗变的意义其实首先在于解决如何看诗歌的标准。标准的问题解决了，诗歌也就不急于一次次在方法的问题上困惑，如复古和反复古的运动。因此，诗歌既然不以盛衰论，面对现实诗坛流行的今不如古的倾向，叶燮抛出了解决问题的实际针对性： 乃近代论诗者，则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黄初；其余诸体，必唐之初、盛而后可。非是者，必斥焉。如明李梦阳不读唐以后书，李攀龙谓‘唐无古诗’，又谓‘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然又往往溺于偏畸之私说。其说胜，则出乎陈腐而入户颇僻；不胜则两敝，而诗道遂沦而不可救。（《原诗·内篇上》） 这是叶燮的诗道救亡论从史的意义上出现的第一次回流，既然诗史变迁，盛衰相对，诗歌发展中任何以某一阶段诗歌审美标准为是的行为都不合时宜，过分夸大盛唐和以此方式崇古，都是割断史的纽带的历史崇拜，而新变的意义在于演化历史，无限制成为新的历史。因之以时代标准为审美标准显然是造成称诗者局面混乱的原因。叶燮《原诗》之“原”，也本在匡正“杂而无章、纷而不一”的批评作风。而这种“称诗之人”之所以带来的时代弊病在于不知诗史的总体流变特征和实现这种流变的诗歌主体心理特征，因之叶燮接着说： 由称诗之人才短力弱，识又矇焉而不知所衷，既不能知诗之源流、本末、正变、衰盛互为循环，并不能识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浅、高下、长短，孰为沿为革，孰为创为因，孰为流弊而为衰，孰为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缕分之，兼综而条贯之。徒自诩矜张，为郛廓隔膜之谈，以欺人而自欺也。[] 这里作为称诗人主体素质之一的“识”，是指既不能从诗史流变的总体特征把握诗歌的整体运动，又不能从实现这种运动的诗歌主体特征，辨明盛衰之所以然的沿革因创之深层原因。基于史和诗两者的匮乏，面对诗史因之盛衰的历史局面和对实现这种局面的历代诗人因创才力大小的评判，就显为“郛廓隔膜”之谈，叶燮后来以流变为中心的诗史价值标准论（正变盛衰）和以诗人主体实践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