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物权法的基本问题二.docVIP

公有制物权法的基本问题二 　　三、公有制物权法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 　　(一)物权法作为自治法的变革能力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无疑是一项宏大的社会工程。在目前这个巨变时期里，各种正在变迁的制度(主要指公有制的改革与完善)尚未最终定型，物权法的编纂选择在这个时刻，立法的着眼点-也就是说物权法应注重反映与调整现状，还是应注重展望与规划未来-即不易把握。往大处讲，这是法学理论中的重大争论问题，牵涉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难以通过一篇部门法视野的文章讨论清楚。在改革的整体规划中，这次物权立法显然被寄予了实现社会变革的重大政策目标，而按照自治法来定位的物权法与此是否相格?将革故鼎新的重任寄托于物权法是不是“走错庙门拜错神”了呢?这一疑问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1.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民法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语言”，也就是说，民法是以现实的经济生活状况为基础的。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民法是建筑于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的。墨子刻提到了中国与西方讨论市民社会的两种语境差别：在西方传统中，“市民社会”是一种社会的现实存在，它也代表了一种政治秩序，“在此一秩序下，道德上和知识上易错的公民自我组织起来，监督不可救药的国家，努力把国家对其生活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或运用某些国家干预来抵制国家以外的压迫性精英。而在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