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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与全球伦理 郭齐家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 一、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　　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部分，是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经过不断创造和革新并以变化了的形式存在于现代教育之中的教育哲学观念和思考教育问题的方式。（注：于述胜，于建福：《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江苏教育出阿版社1996年版,第3页。）　　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看，中国古代基本上是以儒家教育哲学为主体，其中又以思孟学派的教育哲学占主导地位。关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众说纷纭。有的学者从整体构架探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是：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知行一致。（注：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2页。）有的学者从中西教育哲学比较角度探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是：重世俗而轻神性、重道德而轻功利、重政务而轻自然、重和谐而轻竞争、重整体而轻个体、重积累而轻发现、重趋善而轻求真、重综合而轻分析等等。当然，这是就其教育哲学整体特征而言的，并不意味着绝对地偏向一方或绝对忽视另一方。（注：朱永新：《中华教育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8页。）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通过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观念和思考教育问题的方式及其教育价值观的透视来探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特征。一是综合观，即大教育观。中国传统教育认为教育这一系统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许多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如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把人口、财富、教育当作“立国”的三个要素，认为在发展生产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之后，惟一的大事就是“教之”，即发展教育事业。他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孝悌忠信”的教育，孔子看到了教育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种把教育放在治国治民的首要地位的认识，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提高社会道德水准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基础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礼记·学记》则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16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认定教育的社会功能包涵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一是形成社会的道德风尚，形成良风美俗。这可称得上是中国传统教育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的经典性的概括和总结，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二是辩证观，即对立统一观。中国传统教育强调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但同时也不忽视知识教育的作用。如孔子说：“君子怀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知，焉得仁？”董仲舒也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德智统一观，首先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地也是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对立统一的关系，知识与才能之间也存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唐人刘知几说，一个人如果有学问而无才能，好比拥有巨大的财富却不会经营它；如果有才能而无学问，则像本领高超的工匠，没有刀斧和木材，也无法建造宫室。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是：“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明人徐光启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徐光启强调培养人的思考能力与习惯，进而掌握科学的方法。《礼记·学记》深刻地阐述了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并要求教与学辩证的统一，明确地指出了教与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认为教与学是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教能助长学，学也能助长教，教学相长不只意味着教与学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还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传统教育中这些深刻的辩证法，即便在现代教育学专著中亦属罕见。　　三是内在观，即强调启发人的内在道德自觉性、心性的内在道德功能观。中国传统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启发人的内心自觉，教育人如何“做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入世精神，强调的是对自身的肯定，人不仅与天地相参而且顶天立地，追求“同天人”、“合内外”（即殊相与共相统一、主观与客观统一）。在这种“天人合一”之中得到一种最高的理智的幸福。中国传统教育提出了“做人”的道理，“做人”的要求，“做人”的方法，并让人从中得到“做人”的乐趣，表现出人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与西方传统教育不同，中国传统教育不是悲观型的，而是乐观型的；不是“罪感教育”，而是“乐感教育”；不是消极无为、逃避现世，而是刚健有力、自强不息；不是以个体为本位，而是以群体为本位；不需要依靠宗教信仰和祈祷，不主张离开社会和家庭，而是强调在家庭、学校和日常生活之中积累道德行为，加强自我修养，即“极高明而道中庸”；不用到上帝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