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docVIP

内容摘要：“诚信”作为一种传统的道德观，具有内生外化的结构和效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应该成为文化所选择的优势观念形态，必定会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唤起态度、指引和调节行为，创造更新的价值。 关 键 词：诚信，价值取向，内生外化，结构，效应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现代性视阈中人的精神家园建设”（2011BKS003）阶段性成果。 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在于对自己研究方法的反思与反省，对自己的研究进行现实的定位。就诚信问题研究而言，我们要对国内外的研究思路进行清理和反思，找到诚信问题研究的理论生长点，即对应社会现实具有实际意义，否则我们的研究仅是空中楼阁，停留在虚无飘渺的玄虚理论之中。诚信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环境，也是人的自由发展应有的品质，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要深入探索“诚信”价值取向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积极意义，使自我修养与制度保障相契合，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一、超越与互动——“诚信”价值取向的内生外化结构 文化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灵魂，而价值取向就是文化的灵魂。所有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都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是人们在一定场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动的行为倾向。它是指某些价值观成为一定文化所选择的优势观念形态，或为个体所认同并内化为人格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具有评价事物、唤起态度、指引和调节行为的定向功能。价值取向是介于价值观念和行为之间的中间环节，具有实践品格，它的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人们对价值的认识、判断均需通过价值取向才能在实践中实现。价值取向的合理化是进步人类的信念。价值取向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倾向或人格倾向予以研究和把握。[1] 将“诚信”价值取向上升并凝练为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之一，已经成为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古到今，“诚信”在中国社会是非常普及的词汇。孔子创“三纲五常”，把“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孟子将诚、信结合在一起，提出道德修养论。程朱理学把“诚”推到了道德本体论和哲学本体论的绝对化巅峰。[2]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视“诚信”为立身之本和自身的道德修养，历经时代变迁，逐渐形成了“诚信”的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评价标准。积极倡导“诚信”的价值取向，是把“诚信”作为文化所选择的一种优势观念形态，对于主体精神文化超越和新的价值创造提供了现实可能和具体途径，同时，当每个个体实现超越后，进而对整个社会建立诚信制度也促发为现实。因此，“诚信”的价值取向，便形成两类结构的转化过程。（见图示）一类是“诚”与“信”的内生和超越。“诚”是“信”的内在价值尺度，“信”是这种 ? 内在价值尺度的理性规范化表现。“诚”作为形而上的道德本体，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始终呼唤着人们为善的自觉和行善的意志，但外界环境的反向诱惑，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因而，“信”作为一种具体的伦理规范和理性要求，就为每个主体的精神超越找到了现实的也是必要的切入途径。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由“诚”为发端和起点，到“信”的一种外化，同时，由“信”为切入点，主体在伦理层面上的“信”，上升到本体层面而达到“诚”的互动式的结构体系，“诚”与“信”便建构出一个属人的世界和文化的世界。[3] 从这一类结构讲，积极倡导“诚信”的价值取向，便不能仅从人际交往的角度甚或居怀利邀福之心来理解诚信的观念，而宜注重唤醒人心内在的天德良知，由之逐渐在整个社会挺立起道义至上的至善价值原则，此其所以端本正原，深根固柢之道。[4] 另一类结构是“诚信”作为一个整体，从伦理走向治理层面的规范化外显和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对“诚信”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于“信用制度”，这种诚信是遵守信用制度框架内的信任，不是伦理学上的信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诚信问题的最终解决，仅靠道德的教化是不够的，还是要靠法制。主体诚信品格的养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主体的自觉和反省，需要一个时间段并不断受到失信而获益的各种诱惑和干扰，如果建立切实可行的诚信制度，将缩短诚信品格的养成时间，同时可以更好地惩罚失信行为，减少负面影响。尤其是当前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依靠主体的理念和自觉，根本不能建立完善的诚信社会，必须把诚信道德要求制度化，依靠制度的外在强制和运行机制的科学性保障并促进诚信社会的构建。自律与他律、自觉与规约相结合，是道德建设的基本规律和经验。因为制度包含道德的基因，能够消除或防止偶然，范导主体产生前置的预期，进而理性的做出选择，推动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5] 因此，要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